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通过翻阅《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我第一次知道了《矛盾论》。但是，对它的科学理解是从高中开始的。在刚恢复高考那些年，“哲学常识”是当时的高中政治课。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抽象的哲学道理，老师将《矛盾论》推荐给大家。通过阅读《矛盾论》等著作，我对哲学发生了兴趣，因此，1981年高考的时候，我选择了哲学专业。时至今日，我仍会经常翻阅《矛盾论》。

　　与毛泽东的另一篇重要哲学著作《实践论》一样，《矛盾论》是为了克服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严重教条主义错误而于1937年8月创作的。“两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

　　《矛盾论》是唯物辩证法的光辉篇章。它科学阐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对立，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含义及其关系，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含义及其关系，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即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里，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特殊性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老话题。例如，中国古代“白马非马”命题就触及了这一议题。德国哲人莱布尼茨在宫廷讲课中提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旁听课的宫女们对此不以为然，纷纷走入御花园寻找两片相同的树叶，结果大失所望。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第一次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这一问题，但是，他认为特殊性是概念运动的“产物”。马克思将矛盾的特殊性看作是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属性，明确要求“把握特有对象的特有逻辑”，并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针对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错误，马克思辛辣地指出，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后来，恩格斯、列宁都丰富和发展了矛盾特殊性学说。

　　毛泽东把矛盾的特殊性作为一个专门的哲学范畴提升了出来，并使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完备的理论形态。他指出，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要研究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进而，他还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作为矛盾特殊性的两种情形，把对抗和非对抗作为矛盾斗争的两种特殊形式。

　　实质上，把握矛盾问题的精髓就是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理论上，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要看到一切都是以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必须坚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努力做到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物而异；这样，才能避免犯“误置具体性的谬误”。在实践上，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要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是坚持这一点，我们才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必将引导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其实，模式也好，范式也罢，都是从总结具体实践和经验中产生的，包含着个别的全部的丰富性，因此，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但是，将之绝对化和普世化，就会终结真理。这在于，普遍不能代替特殊。

　　正因为这样，在我今天指导自己的学生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时，不论其具体研究方向为何，我都会将《矛盾论》作为其必读书目。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真理总是具体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