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教育不是禁锢性说教，而是智慧的启蒙和创造力的培养。

　　近年来，各地逐渐形成了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宗旨的“读经”热。国学智慧博大精深，中国的发展在借鉴现代理念的同时，也需要领悟东方传统哲学智慧的力量。但当前的“读经”热存在很多误区，一些机构推广“读经”的做法很市侩，他们其实是拿“读经”做为噱头，欺骗那些厌倦体制教育家长的钱财；还有一些机构，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趋势。这些做法都不利于传统文化的正确弘扬，我们有必要冷静对待，理性地加以剖析。

　　首先，经典教育不是不求甚解的机械背诵，而是使人获得心灵感悟的快乐过程。我们在推行国学的实践中发现，不求甚解的硬性灌输是徒劳无益的。无论是作为民族文化根本的“经学”，还是作为“经学”附庸的“小学”，其中的文化底蕴和智慧因子都不是严重缺乏国学营养的现代人轻而易举就可以传授的，更不用说不求甚解地闭眼诵经了。没有金刚钻，难揽瓷器活，国学教育者必须首先脚踏实地地去用心读经典，真正做到透彻理解并深有体悟、为之感动，然后才可以言传身教，以更加灵活多样、更加形象的方式，让今人获得同样的心灵感悟。以“己之昏昏，而使人之昭昭”是行不通的。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在《教童子法》一文中首先对当时的童子教育提出批评，主张“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王筠指出：“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因此他主张儿童教育必须根据儿童的性格特征来实施教学方法，使儿童在“书中得有乐趣”，即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充满快乐和兴趣。

　　当前“读经”越来越热，国学的主要内容也不外是所谓的“读经”，而且往往要求不求甚解地背诵《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但是推行经典的人对经典又知道多少呢？他们真的能读懂经典吗？如果让一个根本不合格的老师去领孩子们诵经，那将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师资跟不上就不要去误人子弟。经典教育应该特别注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探讨，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古为今用。例如：在实际教学实践中的情景还原法和形象教学法，应是我们不断努力追求的境界；形象性、趣味性、故事性以及情景模拟，都是教学的有效手段和方法。只有方法得当，才可以感化学生，使他们在实践中感悟，在感悟中升华。

　　其次，“读经”教育不是禁锢性说教，而是智慧的启蒙和创造力的培养。在新的时代，我们应赋予“读经”以新的内涵，传统哲学中的智慧因子是我们世代相传的国之根本，理应发扬光大。所以，智慧性的科学启蒙与引导，是至关重要的。但当前的一些国学教育，由于太注重礼性和道德性教育，以致忽略了传统教育的智慧和理性启蒙。早在清代，王筠就主张讲解诘问，质疑明义。提出“读亦必讲”，读讲结合。教师不仅善讲，而且还要不时地启发诱导学生边读边思考，不断地向老师提出问题，老师或讲解回答，或令退“思之”，“不穷于答问”。“为弟子讲授，必时时诘问之，令其善疑，诱以审问，”其效果不仅是有益于学生真正读懂课文，而且能使学生开启智慧，在作文时“必能标新领异，剥去肤词”，从而培养了创造力。

　　最后，“读经”教育不是意识控制和单纯礼性驯服，而是人性真善美的理想诉求与感化。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系统，传统价值系统中的某些可贵因子仍可用来构建新的文化价值系统，关键是要在重新诠释的基础上继承和弘扬。这也可以理解为当下“读经”热的背景预设。但是，言易行难，重新回归到现代社会中的传统人文价值观念该如何诠释？要回答这一问题，则需要以现代视角解构并重构传统文化价值系统。新的时代，国学的回归决不是封建道统的死灰复燃，必须警惕各种束缚人个性发展的不良教育。国学的宗旨应着眼善性的积极引导，儒家的“仁者爱人”、道家的“皈依自然”、墨家的“兼相爱”，都充满着人性光辉和人文关怀，值得我们深入发掘、慢慢体悟。

　　中华五千年文明需要我们去继承和发展，我们理应反思传统、积极创新，探索更加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营造和谐、融洽而充满亲情的学习氛围，努力探索与现代社会接轨的、适合当今学生接受心理的方式方法，通过源头教学，使得学生先知其然而后悟其所以然。“读经”教育绝非简单的知识传授，健康情感的培养、高尚情操的陶冶、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以及国民文化素养的提高，都离不开经典传承者的辛勤工作。教育乃百年大计，不是靠一时的冲动和热情就可以大功告成，而应耐住寂寞、放眼未来，在学生的智慧和德性启蒙上下功夫，如此才能避免种种“读经”误区，真正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发扬好。（作者系青岛大学副教授、青岛国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