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怡

　　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这是当代人给严复历史定位的标签。有人由此推断：严复思想必然是近代的而非现代的，对今天来说已属过时，更何况此公晚年还潜心尊孔读经。

　　“简单地根据史学模式评判分析严复思想，而忽略其实质内容为其定性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省委党校教授林怡认为，严复思想不仅启蒙了近代思潮，更具有现代性。

　　◆严复思想至今犹新

　　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曾是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的严复，获悉昔日同窗们统率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不禁愤慨：“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

　　严复痛定思痛，决心以翻译介绍“西学”为己任，希冀国人睁大双眼，认清世界潮流。“严复思想之中最有价值之处是‘西学’，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在l9世纪至20世纪之交，大力宣传科学、民主思想，以图救亡富强。”林怡教授说，魏源等人虽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主要局限于科技领域，相形之下，严复思想更具超前性，扮演了促进中国近代思想向现代思想转变的承上启下的先锋角色。

　　在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时，严复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比较、阐释，如在《原强》中说，“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似如此”，认为当时中国的落后与专制制度密切相关，西方之所以富强，根本在于实行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现代法治体制。在提倡自由的同时，他也注意到“民之自由亦以智、德、力三者程度为高下”。

　　这番言论按今天的大白话来说，就是要给民众自由、民主，但要在民众素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实行。严复还提出“治学治事，人才宜分二途”的观点，实际上初步阐述了学术与政治应该适当分离、相对独立的理念。林怡教授说：“这些思想至今还足以令人深省。没有人的素质的提高，没有各领域的专门人才各司其职，再优越的制度也发挥不出优越性。”

　　通过简单梳理，不难看出严复思想的重要价值，这些都不是中国近代旧式思想家所具有的。林怡教授认为，即使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严复关于现代法治、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教育强国的思想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历史的诡异和苍凉

　　就被列名参与“筹安会”一事，严复反省自己“不幸年老气衰，无勇怯懦，有愧古贤”。袁世凯派人让他“为文劝进”，严复坚辞以“吾生平不能作违心之言”。到了蔡锷等人起兵再造共和，要袁世凯下台的声浪四起，此时严复却深不以为然，坚持“天下重器，不可妄动”。

　　如何理解这一反常之举？“在严复看来，长期的专制统治使中国社会的习尚‘各恤己私’，因此认为当时中国从专制向共和转型的根本条件并未成熟。”林怡教授说，这并不意味着严复不赞成在未来的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宪政政体，只是他受孟德斯鸠的影响，认为这一政体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国民精神支撑才可能得以产生。

　　民主政治“需要一种更为强悍的原动力，这就是品德”。林怡教授说，这种品德就是热爱法律和祖国，这种爱要求人们持续不断地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因此，严复再三强调“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终其一生都在办学、办报、翻译，试图提升民众的整体文明素质。

　　1905年，在伦敦，孙中山前去拜访严复。严复认为革命并非当务之急，说“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如果这样“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辛亥革命成功了，但面对“四海犹群盗”的现实，严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主张建立强权政府，本意是为了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国家能够迅速步入可控的稳定发展的正轨，使民众过上合乎“人道”的生活。“以今天反观过往，严复思想在当时的人看来有其局限性，但其忧虑不乏深刻和远见。”林怡教授说，历史正因此方显得吊诡而苍凉。

　　◆不激进就是“保守”吗？

　　与戊戌政变前后相比，留过洋的严复晚年尊孔读经等主张明显不再激进，成了人们指责他“保守”甚至“反动”的口实。“不激进难道就一定是‘保守’吗？”林怡教授说，晚年的变化代表了严复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剧变的情况下，对中国社会与人类前途更趋于审慎与冷静的思考。重要的是如何理解这一思想衍变的内在逻辑，而不应执着于那些外在的对立并作出教条式的归结。

　　延烧于1914—1918年的一战，促使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严复咏诗感叹“欧洲三百年科学，尽做驱禽食肉看”。事实上，早在1896年开始翻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让中国社会发聋振聩时，严复虽视“弱肉强食”为社会进化的一种现实，但内心并不认为这是完全合乎“人道”的。为此，他将目光重新投向古老的中华文明，反思中西文化的长短利弊，希望从中寻找到完善的社会公理。在他看来，儒术的真谛之所以得不到昌明，责任在于自秦以来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而不在于孔孟之道本身。这个社会公理最终被严复归结为孟德斯鸠、穆勒等西方哲人倡导的民主自由和中国的孔孟之道，他认为二者可以相通相融，也唯有相通相融，才能使人类社会趋于富强且不悖“人道”的理想境界。

　　严复在翻译斯宾塞《群学肄言》时，试图把中国儒家思想中讲求“忠恕”之道、合“群”之理，以及经过朱熹阐释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理念有机地融入其中。清华大学教授王宪明据此指出：严复试图从源头上将以儒家道统为代表的中国本土传统思想现代化，使之与当代社会发展相协调，这充分体现了严复在新文化建构中致力于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他的这些继往开来的思想建构是继孔子、朱子之后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林怡教授认同这一观点，并把严复视为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学”精神涵化、孕育出来的新时代学人，“这种崇尚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理学’精神，应当成为中国社会走向未来的本土心智资源与精神动力”。

　　◆尊崇“人道”终其一生

　　尽管早年“论世变之亟”与“暮年观道”各有偏颇，但严复对“人道”的执着尊崇却始终如一。林怡教授认为，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先驱，如何处置好“己”与“群”、“群”与“群”的关系，始终是严复思考的焦点，而“求富强”和“尊人道”成为他的思想的立足点和归宿点。

　　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严复痛斥当时社会的虚伪浮华、公私不分，疾呼要培植“黜伪崇真”的士气民风，并清醒地意识到，唯有“求富强”才是民族和人民的生存出路。要达到国家富强，则必须让人民“自由”、“自利”，“自由”之教可使人民自治、自利且能与他人“共利”。

　　“群”能否兴旺发达，取决于该“群”中的个体能否正确地处理好“己”与“非己”、“己”与“群”的关系，也取决于该“群”与“他群”的关系。因此，严复强调“自由”有严格的边界，“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唯有如此，人与人、群与群、国与国才能相安互利、共同发展。这是严复对“人道”境界的期许。

　　“‘求富强’是通往‘人道’的津梁，‘尊人道’是寻求富强的归宿。”林怡教授说，严复在不断深化、修正认知的过程中，透彻地看到，“法无新旧惟其时”，“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也就是说，一切变革的举措应该“斟酌新旧间”，以“适时”为度，要以能否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保障广大民众的福祉（即基本的人权诉求）为根本的检验标准。

　　尽管在晚年，严复因不媚俗、不趋时的思想坚持而显得落寞孤寂，但他对“中国不灭”的前途充满信心。1921年10月，在福州郎官巷的寓所，自觉病重的严复手书遗嘱，仍不忘告诫后人：“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