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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非常规”救灾

崔庆
2020-05-29 08:45:51  来源:学习时报

  公元1049年(宋仁宗皇祐元年),年过六十的范仲淹转任杭州,领浙西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等待范仲淹的却不是乐享清福,而是严峻的考验。

  平抑物价

  公元1050年,北宋的两浙地区发生饥荒,灾情发展很快,出现了“殍殣枕路”的悲惨景象。更令人担心的是,粮价失控,迅速上涨到每斗120文钱,超过了原来的3倍。如何应对此次大灾,是摆在范仲淹面前的一道考题。

  按寻常思维,以稳为先,必先以强硬措施压制粮价,然而范仲淹反其道而行之。一是主动涨价,将杭州官方粮价提升至每斗180文钱,比当时的市场价足足高出50%。二是主动告知,派人出城广而告之,迅速向周边市场扩散杭州粮价偏高的特大新闻,到杭州卖粮有利可图成为坊间共识。三是沿江求粮,散布消息的人主要沿江而行,两浙是漕运重地,沿江多有粮物仓储之备,消息精准投放,很快收到了良好效果。远近商贾闻利而动,不分昼夜地向杭州运粮,粮因价而多,价因量而降,民因足而稳,保障了粮食市场的供需平衡和价格平衡,为救灾创造了扎实基础。

  此举看似神来之笔,实则是对两浙地理民情了然于胸的结果。江浙久为富庶之地,民间广有余粮,缺的是调度有方,造成局部严重供应不足。范仲淹应对灾情,不仅祭出价格利器,还“发粟及募民存饷”,一方面有序发放官方储备,另一方面募集民间粮物,“为术甚备”,多管齐下,考虑周全,有效缓解了杭州灾情。

  乐业安居

  荒年赈灾大难,能够妥善解决粮食问题已经殊为不易,但范仲淹考虑的显然不仅于此。粮食不能停,民也不能闲,事情还要办,如何一举多得呢?还是得顺势而为。“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这是当地的两大民俗,范仲淹从中敏锐地找到了恢复社会生产的方法。

  范仲淹素来崇尚清简,此时却一反常态,每日出游西湖之上,不负大好春光,此举是为鼓励民众外出游乐,带动商业。他还鼓励民间大力举办划船竞渡赛事,于是从春到夏,“居民空巷出游”,乐享湖光山色。手中有钱,才能心中不慌。范仲淹还“以工代赈”,兴建工程。江南佛事兴旺、寺庙众多,范仲淹召集各家住持方丈,为他们分析形势,“饥岁工价至贱”,大兴土木正当其时。于是各家寺庙纷纷雇佣工匠,兴建、翻修工程纷纷上马。官方和民间遥相呼应,开始翻修仓库和官吏宿舍,每天雇佣工匠多达千余人。

  范仲淹深知民情民俗,因势利导,敢于作为,治下杭州在荒年里却热火朝天。“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百姓不愁吃、不愁穿,有活可干,有钱可赚,俨然安居乐业景象。

  大公之道

  大公生威,大公生智。自古以来,执政智慧多来自大公之心。公元1045年,新政受挫后,范仲淹被罢免参政知事,转任多地,再也没能返回京城。在第二站邓州,他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荡古今多少豪杰。在第三站杭州,仍未有丝毫偷闲之心,为政一方、殚精竭虑。

  正是深怀庙堂之任、江湖之忧,范仲淹才能果断采取“非典型”救灾政策,似嬉实正,却引来上峰严厉弹劾,“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胸襟坦荡,才会无惧无惑,他亲自起草奏章,解释救灾各项政策的最初考虑和现实效果,是非自有公论。

  大公无私,大公有恒。范仲淹初到杭州,亲近子弟曾商议为其购置田产,以备安享晚年,但被严词拒绝。同年,他却开出大手笔,在家乡购买良田千亩,成立范氏义庄,全部收入用于赡养、资助族人。

编辑:张苇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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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习惯重于方法”

    胡适强调读书治学须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

  •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始终重视调查研究,并带头积极践行。如今,我们已步入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党员干部很有必要把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传承好、发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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