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徐州抗洪事迹充分说明其遇事不慌、遇难不惧、遇险不惊、遇危不乱，在紧急关头能够冷静镇定地处理公共危机；有力表明苏东坡秉持以民为本、心系苍生、情牵民胞、与民共甘苦同生死的人本主义情怀。

　　一代旷世英才苏东坡曾经长期担任地方官，为政期间善于处理公共危机且成就斐然，既为贫苦百姓消除了祸患，又为大宋王朝建立了功业，赢得了良好口碑和传世名声。苏东坡在密州担任知州时，曾亲自指挥并率领当地大小官员参加捕捉蝗虫的政务活动，有效控制了给众多农户带来严重危害的蝗灾；在徐州担任太守时，面临黄河泛滥引发的滔滔洪水，他调用朝廷禁军并组织当地民众奋起抗洪，加固城墙排除险情战胜洪灾，宋神宗在全国通令嘉奖。在颍州担任知州时，针对夏季水灾不断、秋季旱灾连绵、冬季雪灾接踵的不利局面，苏东坡体察民情、赈济救灾、兴修水利、捕捉盗贼，同时接连上书朝廷，乞请减免灾民赋税，发放救灾钱粮，保一方百姓祥和与平安。在颍州期间，苏东坡详考地形，搜集数据，征询民意，反复论证，亲手起草了《申省论开八丈沟利状二首》《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并上奏宋哲宗，最终阻止了开八丈沟这项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巨大工程上马。

　　苏东坡进入仕途之后，多次遇到公共危机事件，但他忠于职守、多谋善断，化险为夷，其僚属说苏东坡为民众解除了诸多危害和灾难；而苏东坡自己却说，是由于他命运多舛给属地民众带来了祸乱和灾变，理应尽心竭力地排解危殆以宽幅慰藉百姓。在苏东坡跌宕起伏的宦海生涯中，徐州抗洪无疑是他处理公共危机的典范之作。由元朝宰相脱脱主编的《宋史·苏轼传》记载了苏东坡徐州抗洪的事迹。文中写道：“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9）十二月，黄河发水的诏书告知徐州；熙宁十年（1080）四月，洪水到达徐州境内；八月二十一日，境内上游的曹村决堤，洪水一泻千里，历百年而不遇。这次洪水灾害是一件百年不遇的公共危机事件。首先，很难完全预知。多日的倾盆暴雨淹没了大片田地和许多村庄，黄河决堤在两可之间，谁也无法做出准确预测。其次，破坏性非常严重。徐州城外水位达到二丈八尺九寸，比城内平地高出一丈零九寸，徐州成了一座水下城。据史料记载：徐州城历史上遭遇黄河洪灾达200多次，其中多次城毁屋塌，城内居民遭受灭顶之灾。唯有苏东坡率军民降服洪水于城下，即便明朝以后徐州还被淹没过三次。再次，事件突发紧迫。暴雨如注引发黄河决堤，仿佛在转瞬之间洪水就围困了徐州城池，等待人们反应过来已经面临着生命危险。最后，洪灾几乎不可控。

　　但是，面对如此重大的公共危机，徐州城不仅没有被洪水吞噬而且安然无恙，这与苏东坡的智慧、才能、人格有着直接关系。一是凭借苏东坡恪尽职守的担当精神。面对特大洪水这一重大公共危机，苏东坡没有胆怯、没有退却、没有迟疑，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州之长，更没有懈怠知州的职责，而是勇毅果敢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这种职业操守和担当精神是战胜公共危机的先决条件。二是依靠苏东坡迅即果断的行事品格。洪水将至未至之时，苏东坡未雨绸缪，立即组织力量派遣下属，分段负责，包干到人，责任到人，严防死守；劝阻城里一些准备出逃的富人和百姓，并下死令任何人不准出城，擅出城者杀无赦；动员国家禁军3000多人参与抗洪筑堤；制定加固城外堤坝修筑和城墙墙体的规划方案，并组织人力物力迅速予以实施。面对呼啸翻腾的汹涌洪水，苏东坡亲临最危险的城墙地段，从容镇定地指挥军民加厚墙基，加高墙体，在短时间内使防御工程加固。苏东坡经过自家门口而不入，废寝忘食、殚精竭虑，洪水围城45天，苏东坡就在堤坝上劳累了45天，直到黄河回归故道，向东在海州附近入海，围城洪水才逐渐退去。三是依仗苏东坡真诚坦率的沟通能力。苏东坡发动徐州城内的居民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抗洪救灾。动员出逃的富人进城回家并告诉他们：“只要我苏东坡在，绝不会让洪水进入徐州城。”苏东坡动用朝廷禁军参与抗洪。于是徐州军民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洪水。洪灾结束之后，苏东坡又争取朝廷的资金支持，进一步加固徐州堤坝和城墙，以防患于今后更大洪水。

　　苏东坡徐州抗洪事迹充分说明其遇事不慌、遇难不惧、遇险不惊、遇危不乱，在紧急关头能够冷静镇定地处理公共危机；有力表明苏东坡秉持以民为本、心系苍生、情牵民胞、与民共甘苦同生死的人本主义情怀。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