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伊藤仁斋的古学派与大江文艺思想

　　被权力中心所指定的官学，便是大江口中的“来自中国朱子的朱子学”。为了对抗这种官学，及至日本近世，就出现了两个不同于朱子学的对于古典儒学的理解。大江健三郎曾说：“其一，是作为学者而出现的、著名的荻生徂徕这个人物，他主张把中国哲学真正视作古老的文本，遵循文本的本义进行解读。他的这种解读就成了武士和知识阶层的哲学，当德川幕府封建体制崩溃、发生叫作“明治维新”的革命之际，就成了赋予日本知识分子力量的思想来源之一。……不过在这同一时期，另有一个对民众传授中国哲学的人，传授与政府的、权力方的解读相悖的中国哲学的人，此人就是伊藤仁斋。”

　　古学派是日本儒学的重要派别，也是官学朱子学的反对派。古学派的先导者是山鹿素行，另外两个著名人物分别是堀川学派的伊藤仁斋、萱园学派的荻生徂徕。古学派学者认为只有古代儒学才具有真义，汉唐以后的儒学全是伪说。他们尊信三皇、五帝、周公、孔子，以古代经典为依据，冀望从古典中寻找作用于社会的智慧源泉，重新构建不同于朱子学、阳明学的思想体系，实际是希望以复古的名义打破当时朱子学的一统天下。

　　他们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具有共同的特点，政治上代表被闲置的贵族及中小地主阶级等在野民间势力。在德川时代中期，占全国人口80%多的农民附属于大小藩主，而这大大小小的藩主又附属于大名，各大名则附属于“大将军”德川幕府。随着德川幕藩制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开始出现危机，其封建体制开始瓦解，近代思想也从中逐渐萌生并发展起来，就这个意义而言，与朱子学对抗的古义学的出现和发展，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尤其在享保年间，当时日本全国的农村经济因商业高利资本的侵入而衰落之际，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在震撼德川幕府封建统治基础的同时，也给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纲常的朱子学带来沉重打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初奉宋儒，……及年三十七八始出己见”的伊藤仁斋叛出朱子学，转而在《论语》和《孟子》等古典中寻找真义，认同孟子“天视民视，天听民听”，即以民代天、以民意代天意的民本思想，主张以仁义为王道，所以仁者之上位，虽说是天授，其实更是人归。对于失去民心民意、引发天怒人怨的残暴之君，则认为其已被以民意为象征的天道所抛弃，从而可以对其放伐。

　　在详细阐释孟子的放伐理论时，伊藤仁斋更是在《孟子古义》里为孟子辩护。伊藤仁斋在纣王被杀这件事上完全同意孟子所言，认为武王伐纣是诛杀贼仁贼义之独夫而非弑君，可作为正义行为予以认可和鼓励，因为“夫天下非一汤武也。向使桀纣自悛其恶。则汤武不必征诛。若其恶如故。则天下皆为汤武”，更是强调汤武放伐是天下之同然的“道也”，而不是宋儒（或曰维护幕府等级制度的朱子学）所批评的从宜之“权变”。

　　伊藤仁斋笔下的“道”，其后被暴动之乡的年轻商人所接受、所宣传、所传承，并取其宗师伊藤仁斋居所兼私塾的古义堂之“古义”二字，为自己的曾外孙命名为“古义人”。这个乳名为“古义人”的孩子，多年后在作品里借小说人物之口讲述了这个乳名的背景：“宴会将近结束时，大黄突然说起古义人这个名字的由来。当然，这是以笛卡尔的西欧思想为原点的，然而并不仅仅如此。在与大阪——当时的大阪——有着贸易往来关系的这块土地上，不少人曾前往商人们学习儒学的学校怀德堂。古义人的名字中，就融汇了这个学派的宗师伊藤仁斋的古学思想。”

　　至于伊藤仁斋所认定并高度评价的“道”，时隔大约四百年之后，大江在一部小说里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人乃万物之灵长，若治政失宜，民穷之时，岂不生变乎！”，其以革命颠覆不义的理想主义呼声，显然来自《孟子·梁惠王下》的相关内容及其在日本的传承者伊藤仁斋的影响。不仅如此，大江还把经其改写的话语定义为“革命的启蒙主义”，而且特意指出其中蕴藏着“一股力量”。更具体地说，这既是对孟子易姓革命主张的认同，也是在借伊藤仁斋对此所作的解读而赋予故乡暴动历史以正当性和合理性，让所有暴动者及其同情者据此获得伦理上的支撑——“夫天下非一汤武也。向使桀纣自悛其恶。则汤武不必征诛。若其恶如故。则天下皆为汤武”。

　　显然，故乡的暴动史实与先祖传播的孟子有关“民本”和“革命”思想融汇在了一起，森林中的农民暴动叙事所体现的朴素村落政治观和斗争史，恰恰是“民本”古义和“革命”的现代左翼思潮相结合的表现，更是大江在未来的人生中接受战后民主主义思想的伦理基础。

　　（作者：许金龙，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