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文明之一。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等四大阶段，其中只有中华文明完整地跨越了四个阶段。作为人类轴心时代的几大原生文明之一，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杰出贡献。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问题日渐凸显，成为当下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对近代文化史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功夫，真正沉淀成型，发自内心地认可

　　回顾近代中国文化史，不乏一些简单、粗暴地将中华文明涂上“愚昧”“落后”“腐朽”标签的案例，有学者甚至从思想上、制度上、物质上反复挞伐，给整个社会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致百年之后的今天，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问题再次凸显。

　　改革开放后，孔子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孔子学院”随之走向世界；北京每五年要举办一届高级别的纪念孔子诞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角色转换，是以政府行为的方式完成的，但其中仍然缺乏凝聚全社会共识的过程，因而尚未真正构建起文化认同体系。

　　近代中国，列强在瓜分中国的同时，试图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挫败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国土安全与文化安全一体，缺一不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侵略与反侵略是一条明线，对本位文化的自戕与自卫之争是一条暗线，两条战线的斗争都很胶着。由于历史背景复杂，人物的政治立场、文化底色、价值取向、社会关系与之纠缠，对其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五四前后的文化认同危机，突出体现在知识界，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偏执观念和理念，产生了尤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在当时的思潮下，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学者寥若晨星。这段文化史牵涉许多重要问题，如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否同样是人类社会的准则？文化的先进落后是否就是以武器、技术、生产力乃至军事胜败来判定？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在何处？孔子究竟伟大在哪里？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对这段历史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正本清源、明辨是非的功夫，真正沉淀成型，发自内心地认可，然后理直气壮地诉诸民众。如此，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抬起头、挺起胸，成为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

　　还“经学”以学科地位，是中国文化复兴之关键

　　如今，不少人对“国学”的精神始终不能得其要领。其实，严格意义上的国学，是指一国之学术，一国之学术必有其独特之体系。一国之学术体系，必定是经由长期发展、多方汇通、反复汰选，获得学界广泛认可之后方才确立的。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以经、史、子、集为总纲，所谓《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皆得名于此。四部之学，以“经学”为首，即以儒家《十三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

　　经学，是承载中国人人生大道的学问，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的载体，包括将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作为人类的终极理想，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通向理想社会的阶梯，将“孝”作为修身之初阶，将“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普世价值理念作为社会生活的准则。中国文化的独特个性，主要是通过经学来体现的。经学是中国文化之魂，是中国诸学之定盘针，离开了经学，中国文化将成为满地散钱，不成体系。

　　我国于近代引进西方大学制度，学科体系效仿西方建立，西方大学没有经学，故中国所有大学都没有经学系，由此，《周易》成了哲学著作，《诗经》成了文学作品，《尚书》成了史学著作，《论语》《孟子》《仪礼》《周礼》等经典更是失去学科归属，皆与传统学术层面发生偏离。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列举儒家文化的十五个重要思想，几乎都出自儒家经典；10年前，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指出，如果经学不能复兴，则中国学术的整体复兴是不可能的。还经学以学科地位，适其时矣。

　　“中华文化”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最大公约数，具有最广泛的号召力

　　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犹如一棵大树或者一条大河，是一有机整体，毋需分割，也无法分割。习近平同志指出，四个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王岐山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致辞，强调孔子与儒家的思想，与党今天的许多重要理念是贯通的。这些讲话，证明传统文化是流淌在中华生命体内的血液，是伟大创造力的源头活水。

　　传统文化的可贵，在于经世致用，能解决社会问题。中华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是按照道德理性制定的行为规范，关乎日常的举手投足、待人接物，礼的核心理念是“敬”，即为他人着想，这是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精神。儒家倡导用礼修身，用德音雅乐谐和心性，既可成就自己的君子风范，同时也使社会更加有序，何乐而不为？儒家文献中的资源相当丰富，亦很接地气，极具操作性。早在唐宋时代，中华礼仪就东传日本、朝鲜，推动了当地文明的进程。时至今日，源于中国的礼仪依然是这两国民众社会交往的必备常识，不仅没有影响其经济发展，反而助其树立起良好的国家形象。

　　当前，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局势纷繁复杂，当务之急，是要凝聚海内外最大多数的国民与华人的文化认同，故所有作为都要从实际出发。毋庸置疑，“中华文化”才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最大公约数，具有最广泛的号召力。

　　中国文化学者的职责，是发掘并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与西方平等开展对话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我们必然面临向世界阐释中国理念的问题，然而目前我们一定程度上存在“有理说不出”的困境。这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所致。

　　其一是中国文化的英译存在隐患。晚近以来，西方人翻译中国经典时建立起来的语汇体系，背后是基督教文化的框架，故在儒学的诸多关键词汇翻译时，被强加上了它原本没有的基督教的价值观。在某些权威的汉英词典中，大量不恰当的语言注释变成了标准的中西对等语汇：“天”译成heaven（天堂），“礼”是ritual，“义”是righteousness，“道”是 the way，“仁”是benevolence，“德”是virtue，“孝”是filial piety，“理”是principle，等等。这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西语词汇，会激活每个西方人熟悉的神学世界观，包括上帝、教会，以及人应该遵从于神的意志等，而中国文化自身并无这些意思，反而招致误解。

　　其二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关键词汇多有美化性翻译误读。“五四”前后，中国人最初是以日本明治维新时的汉译词语为中介来了解欧美文化，他们对西方文化怀有“仰视”心态，故在解读某些关键词语时，忽略其文化背景，模糊其本源词义，作了美化性的误读。如将human rights 翻译为“人权”，误读为“人民的权利”，却忽略了其以“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为核心的背景；将“rule of law”翻译为“法治”，解读为科学的治国方式，却忽略了其背后“上帝意志”的影子以及“人性恶”的哲学基础。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将与此相反的贬义标签贴在了中国的历史、制度、文化之上，使之变成“封建”“专制”“君权”“人治”的代名词。如果不从这些大本大原处入手，我们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何来底气，又如何立足？

　　中国文化学者的职责，不是为了证明西方文化的唯一正确再增加一个新的例证，而是要发掘并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并与西方人平等地对话。只有以正确的认识与真诚的态度，重建中华本位文化的独特体系，海内外华人的文化认同才有可能。

　　作者：彭 林 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