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任务在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对推进文化“走出去”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促进文化“走出去”通畅的一座关键桥梁，就是翻译。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讲清楚”，中国故事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中国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对外传播；二是中国国情和特色社会文化的对外翻译。对于这两个方面的文化知识外译，需要科学的翻译理论做指导，才能把故事讲好、讲清楚。然而，在中国声音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有关中华思想文化的整理、译介与传播没有相对一致的理解与阐释，更没有规范的翻译标准和统一的操作规程，译法纷纭，水平参差，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声音传播的质量和效果。因此，探索或建构讲好中国故事的翻译理论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关于文化翻译研究主要由三大理论做指导，包括阐释论、多元系统论和目的论，这三个理论各有优劣。阐释论重在强调对文本本身的理解，要求理解者置身于被理解的文本语境中，从文本字面意思探究其背后隐藏的意义，而忽视影响翻译活动的外在因素；多元系统理论主要倾向于外在的客观因素对翻译产生的影响，没有提及译者的主观因素，而译者水平又直接影响着译作质量；目的论强调翻译过程、翻译译文表达和翻译策略都要以翻译的接收者为目的来衡量，要把译文放在目的语文化语境来评价译文的质量，忽略了源语语境和译者所处的文化环境。科学的翻译理论必须结合翻译的目的、翻译的过程和所要翻译的文本理解三个方面进行建构，才能有效地指导翻译活动。

　　目的论以整体翻译行为为目的，包括翻译过程的策略选择、译者的目的和读者的期待目标三个方面。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的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的翻译处理方法，原文只是为目的受众提供部分或全部信息的源泉。译者根据翻译的目的只选取其中让他感兴趣的信息，在通过语言加工后，译成目标语使之成为新的信息语义提供者。既然翻译是通过信息加工提供给目标语读者的信息，译文就应该忠实于原文，此时译者就应该遵循忠实性原则。翻译过程中，篇际连贯从属于篇内连贯，二者又同时从属于目的准则。如“下海”根据目的论只能翻译为“risk one‘s fortune in the business world”，而不能翻译成“jump into the sea”。再比如，昆曲中的曲牌对于英语文化环境下的读者来讲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从汉语翻译到英文的译文需要根据英语文化背景下读者的需要为目的来翻译，这才符合目的论的要求，因此要用意译的方式翻译为目的语，这样读者才能够理解其语义。

　　其实，目的论指导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翻译，在增加英文注解的情况下实现成功翻译，这个注解过程即语意的阐释过程。译者既要传达语言意义，又要传达相关的语境文化知识。如果只追求文字表面语义的忠实转换，而不对其中的文化、风俗等方面进行阐释，这样的翻译可能也就失去了传递信息、促进交流的意义。比如“四书五经”，根据目的论指导下的阐释学理论，译者需要翻译成“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然后再进行英文注解的阐释方法，分别列举和解释四书包括哪四本，五经包括哪五本，分别是什么，这样的阐释对于西方读者来讲至关重要，这就是阐释论的重要价值所在。

　　但是，无论目的论还是阐释论指导翻译，都需要考虑此翻译活动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源语和目的语各自所处的社会背景包括其语言文化特征、政治经济状况等。所以，任何翻译活动都必须既考虑整个翻译活动大系统，又考虑翻译活动众多相互依存的子系统。多元系统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中心”与“边缘”观，即在这个复杂的多元系统中，有些子系统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另一些子系统处于边缘附属地位。多元系统理论根据“中心”与“边缘”观，相应提出了翻译的归化与异化决策原则。以翻译文学为例，翻译文学在特定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内起主要作用时，它就会“创造新词和新的表达模式”；如果起的是次要作用，它就只是“巩固现有的语言项目和表达模式”。也就是说，如果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十分强大，从而使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以这一多元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而如果翻译文学在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处于主要地位，译者则多采取异化的翻译方法。

　　总之，以多元系统理论为背景，融合目的论和阐释论，才能形成科学的翻译理论。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曾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作品的英译中，很多译者都采取归化策略，方便外国人理解。但是，归化策略会在一定程度上歪曲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意象。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也在逐渐加深，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度也在提高。所以我们应该转变翻译策略，翻译时既要体现中华文化的特征，又要考虑对译入语读者产生的理解障碍。将异化和归化相结合，必要时可以提高异化程度，这样更能引起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促进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