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随时代而演变

　　公元16到18世纪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主要要求是摆脱封建割据势力的阻碍，使自己能自由地在市场中致富发财，并得到国家的安全保护。他们要求参与政权的目的也在于此。除此之外，政府最好远离自己，“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是“必须的恶”就是当时的流行词。因此，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初，都以扩大立法权、削弱行政权为主，他们认为政府太过强大会危害个人自由。

　　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凸显，矛盾增多，这时资产阶级已由被统治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在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中掌握了立法权，使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就成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实现资产阶级统治权的工具。资产阶级政权得到巩固以后，他们发现国家不仅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建立稳定秩序，还必须同时考虑经营、管理社会的整体发展问题。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在其《社会学原理》中揭示了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个部分构成的相互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只有各个部分得到协调发展，社会才能实现稳定和进步。因此，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政治民主制度进行了调整，一方面建立庞大的官僚制度、扩大政府职能，巩固其政治统治，另一方面，提出加强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研究政府职能的行政学、管理学随之兴起，政治学成为一门研究国家问题的独立学科，同时促进了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向新的内容和方式发展。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除了要求政治自由之外，又提出了实现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全面自由。自由的重心转向社会经济领域，包括思想和言论自由、个性自由等，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的独立性。新的自由观涵盖了消极和积极两种自由，它认为个人的自由发展有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人的聪明才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从而实现资本主义永世长存。

　　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改革促使个人获得解放，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社会实现了快速进步。因此，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资产阶级内部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也开始暴露，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总体上都被资产阶级所掠夺。这就表明其一开始所宣扬的民主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治统治权的民主，自由是资产阶级掠取财富的自由，平等也只是掩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平等基础上的平等，因此，资产阶级所强调的人权也只是少数人享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