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拉美陷阱”与其转型碰壁深度牵联，若不作出切中肯綮的分析，是难以得到启发性认识的——

再深一层地看拉美转型的困惑

　　阅读提示

　　“危机频发”是拉美地区的一大特色现象。从另一角度来说，正是由于危机之后的“转型”一再失败，又导致了危机的不断上演。

　　在200年前，拉美许多国家获得独立以后，其政体全盘“西化”，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殖民地经济社会结构，庄园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拉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的演变，其本质是依附性经济自由主义，这一思潮至今仍大有市场。

　　在独立后的近两个世纪中，拉美形式主义地学习西方几乎占去了其一半时间，而每个转折时期自我否定的内耗又占去了所剩时间中的一大部分。

　　19世纪后期，美国通过入侵和颠覆、金元外交、资本和技术垄断，将拉美国家带入其主导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出口飞地现代化”进程。

　　事实表明，美国此次政策干预最终使拉美国家对美国资本、市场依赖更为严重，产业和产品竞争力进一步弱化，经济非组织化、社会“碎片化”趋势加剧，贫富差距更为悬殊，转型的难度更大。

　　历史一再昭示，任何社会发展中的积弊，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解决，比停滞中解决更容易。然而，人类具有一种普遍的惰性，事情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会轻言改变。因此，“转型”在很多时候都属于“逼上梁山”之举，似乎只有在危机重重之中，人们才愿意回归理性，社会才容易达成共识。

　　“危机频发”是拉美地区的一大特色现象。从另一角度来说，正是由于危机之后的“转型”一再失败，又导致了危机的不断上演。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之链，关键是在国家、社会和民众之间建立“持续转型”的包容性共识。纵观历史和现实，拉美国家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则有更深层、更复杂的原因。

　　政治文明的主体性始终没有解决；两大思潮各执一端，缠斗不休，是造成“拉美病”的本源

　　在200年前，拉美许多国家获得独立以后，并未在原有的印第安文明和伊比利亚文明两大根基上消化和吸收欧美国家的文明。其政体全盘“西化”，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殖民地经济社会结构，庄园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拉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的演变，其本质是依附性经济自由主义，这一思潮至今仍大有市场。

　　20世纪初，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文化登上地区发展的历史舞台，许多国家开始探索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改良之路，纠正为追求增长而牺牲社会公正的偏向。然而，拉美国家毕竟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进行现代化的，终究难以摆脱对发达国家资本、技术、知识和管理人才的依赖，也必然导致其民族主义、民众主义文化只能与自由主义文化相对存在，相伴而行。

　　20世纪拉美现代化经过“外向”—“内向”—“外向”等几次重大发展政策调整，数度出现极端化的“钟摆效应”。从根本上说都是上述两种思潮激烈斗争的结果，而其中任何一种思潮都被证明难以有效地兼顾“效率”和“公平”两大发展目标，均不能真正带来健康和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变革。有学者指出，拉美文明进程过早地移植西方模式，造成其自身积淀不足而消耗有余。在独立后的近两个世纪中，拉美形式主义地学习西方几乎占去了其一半时间，而每个转折时期自我否定的内耗又占去了所剩时间中的一大部分。

　　先天不足的民主制度不仅没有催生拉美社会平等发展的环境，反而加剧了其分化和分裂，导致一些拉美国家为转型付出了沉重的体制代价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之初都面临农业文明解体、传统社会分崩离析的严峻挑战。要解决“一盘散沙”的难题，就必须首先解决好社会组织相对统一和政策执行高度集中的问题。然而，由于先天不足的民主制度并未触及影响拉美经济发展的物权过于集中的矛盾，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长期为极少数人口所垄断，权贵资本主义得以在国家庇护下进一步发展，甚至与军队及外国资本联手打压进步的平权运动。

　　20世纪50年代后，对改良式变革深感绝望的拉丁美洲人民先后四次选择革命，除古巴之外，玻利维亚、智利和尼加拉瓜都没有建成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权威主义退出拉美政坛，民族资本家、经济精英、中产阶级、城市工人阶级、农村贫民、少数族裔等各种政治力量在地区民主化进程中竞相角逐，但却造成党派林立、阵营混乱、诉求多元、共识难立等新的政治生态，无怪乎拉美人自嘲“拉丁美洲目前似乎需要的是无法治理的民主政治”。

　　21世纪以来，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以及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家相继出现由左翼力量执政的“粉色革命”，力图将本国引向自主、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康庄之路。尽管奉行民众主义思想的左翼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强化国家作用和扶贫减贫的经济社会政策，并取得公认的成就，但在产业结构调整、教育改革、创新能力培育等重大“转型”挑战方面仍难有作为。一方面，相较于右翼精英，左翼政府更重视社会分配，甚至为了争取选民而过度发放福利，但依然无法撼动民主制度下已经固化的利益格局和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左翼政府鼓励大众政治参与，但无力在民主制度内有效地控制和疏导政治秩序，无法摆脱议会和在野党在重大改革问题上的缠斗和抵制。一旦经济进入下行期，其行政干预的资源和能力严重受限，民意反水便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近年来，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先后发生政坛“地震”，均表明左翼进步力量在资产阶级民主体制内推进经济社会的结构性改革，其成效只限于一时、一域，终究难以有序地完成系统性转型的目标。

　　域外霸权的长期控制、干涉，也是拉美国家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

　　拉丁美洲地域广袤、自然资源富足，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列强曾先后将其作为主要的殖民对象。美国对拉美国家的独立运动给予过强大的道义支持。19世纪后期，现代工商业迅速发展促使美国商人和政治领袖将目光投向拉丁美洲。相较于欧洲人，“他们更公开地觊觎这里的财富。在许多人眼中，拉丁美洲人似乎在完成对大自然为这一地区赋予的使命中，行动过于迟缓”，“‘需要一点新教徒的道德和美国佬的技术’将潜力变为现实”。此后，美国通过入侵和颠覆、金元外交、资本和技术垄断，将拉美国家带入其主导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出口飞地现代化”进程。

　　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只有阿根廷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了20%。大部分地区（国家）仍然依赖于出口”，其中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占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严重依赖外国市场和资本输入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许多拉美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内部投资不足，债务危机一再上演。对此，拉美有识之士和民族先驱们曾作出英勇的反抗。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谴责美国的扩张主义，并为抵抗入侵而捐躯。1950年，危地马拉民选总统阿本斯在就职时承诺，在全国实行土地改革，“将国家从依附性状态转变成经济独立，从封建状态转变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阿本斯的政策引起掌握全国72%土地的大地产主（占总人口的2%）以及控制该国香蕉生产的联合果品公司的极大恐慌。美国政府认为“任何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行为必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通过持续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将阿本斯赶下台。同样，20世纪60年代的智利经济结构带有很强的依附性、垄断性特征。外国资本掌握该国铜矿生产的90%。在农村，占人口1%的大地主占有75%的可耕地。他们大量地抛荒土地，使得国家每年需大量进口粮食。1970年具有左倾思想的阿连德总统上台后，推行国有化运动，征收外资企业以维护国家经济主权，进行土地改革以满足无地农民的需求，引起美国对智利实行大规模经济封锁，并在政治上、军事上支持智利亲美反政府势力。1973年，右翼军人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阿连德的“社会主义道路”实验归于失败。

　　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再度发生债务危机。美国政府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纠正“扭曲的市场体系”为由，为拉美国家开出“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药方，史称“华盛顿共识”。事实表明，美国此次政策干预最终使拉美国家对美国资本、市场依赖更为严重，产业和产品竞争力进一步弱化，经济非组织化、社会“碎片化”趋势加剧，贫富差距更为悬殊，转型的难度更大。墨西哥人感叹自己“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实际上也道出整个拉美地区对美国所强加的种种不幸的愤慨与无奈。

　　传统生存文化流失后，新的发展观却没有形成；拉美对于转型的迟疑或许来自民众对“现代化”的抗拒

　　迄今为止，外界对拉美改革和转型的评价基本围绕其决策成效来展开，其依据无外乎一般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较少关注当地文化特性和人们的生存观念。总体而言，拉丁美洲各民族乐观、奔放，崇尚自由和内在感受，也极富想象力和艺术天赋。与此相辅相成的是，他们更注重个性化发展并易于满足，对现代大工业需要的高度组织化、标准化有一种本能的趋避。“1960年以前，当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农村时，生存文化的确存在，它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北美洲人看来也许是贫穷，但也许正是足以满足社区需要的更简单的生活方式。”

　　20世纪拉美现代化持续展开，造成大量失地人口向城市迁移，却并没有如传统理论预期的那样自然地转变为现代产业部门劳动大军。在拉美多数国家，现代经济部门就业人口占比不足30%，而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及自雇者则占全部劳动人口的70%。除了经济、社会政策失调等现实原因外，这一独具特色的就业现象也同拉美的历史和文化存在必然的关联。

　　人力资本和教育投资既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也是中下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最有效途径。然而，拉美地区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比率较欧美、东亚地区偏低，“相当一部分中层阶级家庭还存在不理智的消费模式问题，不愿意改变其传统的消费习惯，甚至一些中低收入家庭不惜举债购买那些传统上仅限于高收入阶层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因而影响了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