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与“大旅行”

　　18世纪的英国文坛盛产游记。我们今天说得出名字的作家，丹尼尔·笛福、亨利·菲尔丁、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劳伦斯·斯特恩等，似乎人人爱好外出旅行，个个名下有游记出版。就连大半生安坐书斋埋首阅读著述、故而有“椅子旅行家”之称的约翰逊博士，晚年也不甘寂寞，留下了有思想有才情的《苏格兰西部诸岛纪游》。

　　18世纪的游记热，美国文学史家保罗·福塞尔认为是经验主义哲学被英国社会广泛接受的一个标志。1690年，约翰·洛克发表《人类理智论》。洛克批驳“天赋观念说”，提出“心灵白板说”，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起始于我们的感官对外界的印象，来源于经验。根据洛克的认识论，旅行途中，人们游历陌生的地理环境，观摩历史遗迹，不知不觉增长见闻、开拓眼界，因此，览胜之行等于求知之旅。旅行归来，文人们以文学形式记载自然风光对心灵的陶冶，回顾人文景物如何涵养心智、激发幽思，则是将外部印象和内在自省加以综合，由感性体验上升到理性求索了。由此观之，旅游与写作相结合的整个过程，是作家们自觉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践行，这也是理性主义时代个人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福塞尔的立论和推理，逻辑上立得住。其中的道理，看起来与中国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相通。

　　不过，说到旅行的致知和教育功能，18世纪的英国有一种专以游学为目的的旅行模式，史称“大旅行”（grand tour）。它兴起于17世纪王政复辟时期。家境富裕的贵族和士绅子弟从牛津或剑桥大学毕业之际，通常要赴欧陆周游一番，一来亲身体验西方古典文化和文艺复兴文化发祥地的魅力，学习语言、艺术、建筑、地理，二来与欧陆的上流社会往来交际——毕竟，巴黎直到18世纪晚期仍是欧洲品味之都，学习优雅言行、高贵举止，这里是理想所在。青年们的游历短则数月，长则三五年。这一习俗延续了一百多年。到19世纪40年代，随着蒸汽机车出现、铁路网延伸，旅游因简便易行而平民化、大众化，作为少数人的特权享受的“大旅行”方逐渐衰微。

　　英国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在《共同的习俗》一书中写道：18世纪，“围绕土地存在的文化裂隙”构成英国上层和下层民众之间明确的区分；“统治阶级对社会实施控制，第一阵地是文化领导权，其次才体现在经济力量或其他力量上”。在这百年间，“大旅行”虽然是一种专属少数权贵的习俗，但它对英国艺术趣味和文化观念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它起始于一个慕古时代；最终，旅行者的脚步带来了趣味反叛与文化转折。

“大旅行”：观念和习俗

　　早在15世纪中叶，受旅居英国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影响，英国贵族中便出现了前往意大利学习人文主义新文化的群体。都铎王朝开启，中世纪的骑士教育理想转型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绅士教育理想，是将游历欧洲大陆树立为贵族培养的一个必要步骤的关键力量。当时人们认为，完美的绅士，不仅应当拥有健康的体魄，能够在战争时期为国效力，也应该学识渊博，在和平时代能够处理国事或地方政务，而且还应该明智通达、举止优雅，日常受人信任，赢得尊敬。一位耳目闭塞、对新知识新思想一窍不通，除了父亲的佃农和教区牧师外谁都没见过的乡村贵族青年，若没有一场远行游学来补救，怎么能够拥有一名绅士所必需的文明教养呢？

　　需求有了，说走就走。17世纪，旅行指南书的流行、导游行业的产生和旅游业的发展，为欧陆旅行提供了一条成熟完备的服务链，于是，青年学子们的欧陆之行得以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规范和形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大旅行”。

　　“大旅行”一词最早见于理查德·拉塞尔斯所著的《意大利游记》（1670）。拉塞尔斯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他在多个贵族家庭担任过家庭教师，一生访问过意大利5次。这部集旅行指南和旅行-教育学阐述于一身的著作，是他凭借自己的教育经验和对欧陆之旅的观察思考写成的。在书中，拉塞尔斯一方面记述他在意大利的旅行经历和见闻，另一方面从政治才学、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和社会认知四方面的修习出发力陈“大旅行”的益处。此书令人信服的论述和强大的实用性，使它在英国风靡一时，“大旅行”观念在英国社会也就尽人皆知了。

　　“大旅行”的起点一般设在英国多佛。旅客在此坐船横渡英吉利海峡，经法国加莱到巴黎。从巴黎开始，他们或翻越阿尔卑斯山，或乘船穿越地中海前往意大利。如果走陆路，都灵将是第一个重要站点，下一站是罗马或威尼斯。就游览地而言，巴黎、罗马、威尼斯三个城市头等重要，其次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1738年和1748年，埃科拉诺遗址和庞贝古城先后被发现，这两地旋即也加入旅行者的重要目的地名单。

　　在较小的城镇，青年们通常会待上几周；在三大核心城市，他们则可能分别住上几个月。为防止途中遭遇劫匪，他们随身不会带很多钱。出发前，他们从伦敦的银行开出信用证，抵达欧陆后到本地银行兑换现金。由于旅途漫长、花费巨大，而且消费统统发生在英国国境之外，一些英国政治家是反对“大旅行”传统的。

“大旅行”与慕古潮

　　当然，反对的声音并不足以阻断旅欧的人潮。18世纪初，英西战争断断续续打了11年，18世纪中叶，英法爆发七年战争，这也仅仅是使启程旅行的游客暂时减少了。战争结束，“大旅行”人数立即报复性反弹。

　　虽然随着旅行队伍壮大，伺机避开父母监管、到异国寻欢作乐花天酒地的青年人渐多，给“大旅行”招来一些批评和怀疑，但是，“大旅行”的实际功效不容小觑。对于有志于向“面对世界的绅士”这一目标看齐的英国青年而言，脱离熟悉环境、在异域生活，有助于培养独立人格、成年人的稳重、对家庭名誉的责任心；探索远方、开拓心智，在自然和艺术海洋中修炼情怀和美感，这对他们归国后挑起家族重任也是重要的准备。

　　“大旅行”结束，青年才俊们也不白白培养自己的审美趣味，踏上归途时，他们并不两手空空。对此，罗伊·珀特在《18世纪的英国社会》中半带揶揄地描述道：“在上流社会，参加‘大旅行’的英国老爷们从欧洲大陆奋力搜刮古代大师的艺术珍品（真品、赝品或经修补完善的作品），顺便捎带一两个艺术家回家，一有机会就破土动工，盖房子、搞装修。”

　　18世纪，意大利帕拉第奥式建筑在伦敦纷纷拔地而起，文人们争相模仿古罗马时代的诗体和文风，这并非偶然。此时的英国，国力蒸蒸日上。英西战争和英法七年战争均以英方胜利而告终，英国人信心满满、昂扬四顾。他们郑重其事自比“奥古斯都人”，自称生活于“奥古斯都时代”；他们不远万里前往李维、贺拉斯的家乡朝圣；他们推崇古典文学的道德模式、赞美古典艺术中由理智驾驭的秩序，所有这一切，指向同一个愿景：他们欲在功业上媲美恺撒，在不列颠重现古代经典所封存的盛世。

“大旅行”与文化新篇章

　　然而，1789年，“大旅行”者追寻古典文化和古典美的脚步，终被法国大革命的隆隆枪炮声止住。从1790年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不列颠通往欧陆的航线一中断就是25年之久。英吉利海峡被封锁，外国去不了，怎么办？

　　向往远方的人们有两个替代方案：或者转而北上，去探访神秘的苏格兰边地；或者沉浸于哥特小说家霍拉斯·沃尔波尔和安·拉德克利夫的作品，魂游他们为之痴迷的巴黎或意大利。

　　这并不是说笑。在传统“大旅行”线路休眠的25年里，苏格兰高地是“大旅行”的实际替代品，哥特小说则是“大旅行”的想象替代物。1746年，卡洛登战役一举驱散笼罩于苏格兰上空多年的分裂阴云，使苏格兰从此稳稳归于汉诺威王朝治下。苏格兰的雾霭、瀑布和群山，古凯尔特游吟诗人芬格尔和莪相父子的诗作和传说，向好奇的英国人发出了召唤。苏格兰高地贫瘠、地势险恶，常常终日暴风骤雨，给人苍凉、凄苦、不祥之感。它的魅力，具有一种令人畏惧的特质，与恬静柔和、温暖明媚、富庶安宁的地中海田园景观截然两样。

　　与此同时，哥特小说家们为心心念念惦记着巴黎和意大利风光的英国人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异域世界。哥特小说《奥特朗托堡》《尤道弗的秘密》《意大利人》，背景惊悚怪异，故事离奇且扣人心弦，它们带领读者投身精神历险，给予他们一种前所未有的战栗而愉快的体验。

　　苏格兰高地和哥特小说所营造的世界均以神秘、阴郁、传奇色彩取胜，在观者和读者心中激发起危险感和敬畏感，掀起一种混合着愉悦和痛苦的复杂心情。也就是说，新一代英国旅行家——不管是实景游客还是文学幻境的游览者，正在碰触一种新鲜趣味和别样的美。

　　柏克为这种新趣味做出了英国特色的经验主义解释：美的鉴赏并非基于理性的判断，它来自生理和心理反应。欣赏者站在安全距离感受到恐怖、惊悚，痛感因为自我安全转化为快感，这就是“令人愉快的恐怖”，就是崇高之美。

　　对崇高景象的体验，是新时代新人类对自然、对自我的重新发现。

　　回想一下，18世纪初的“大旅行”前辈，他们跋山涉水，寻觅的是什么？是“普遍的自然”“幸福的乡村”，是师从古代范例、严守理性规则、遵照绝对和统一标准的艺术趣味，是古典主义的理想美以及无所不在的道德教益。而世纪末的旅行者，他们看到的自然是有生命的自然，是席勒所说的“自顾自生存着、遵循着自己的永恒定律”的自然。他们发现了新的真理，也就是后来华兹华斯吟咏的：宇宙的智慧与精神！/……你从不凭借粗陋而平庸的人类之作，/而是靠崇高的事物，靠永存的客体——/靠生命和自然，用如此手段/净化情感和思想的浊雨迷风，/让痛苦和恐惧变得圣洁，/直至我们在人心的跳动中发现一个宏伟壮丽的含义。

　　这是一次不动声色的精神解放：旅行者们摆脱古典律法的拘束，奔向更广阔和更鲜活的世界，带来了感受和趣味的历史转折，它就是后世称为“浪漫主义”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