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所画的北京西直门，包括瓮城和护城河等。从该图可以看出，清代的北京仍然是一个水源比较充沛的城市，护城河还能看见舟楫往返。

　　◀ 15世纪《马可·波罗游记》抄本中的汗八里地图，地图中部是欧洲人想象中的忽必烈宫殿，为欧洲哥特式城堡和蒙古包的混合体。

　　◀ 一扇神奇的门，清朝官员邀请欧洲人参观北京城（远处背景），八旗兵列队欢迎。此图是启蒙时期欧洲人所想象的友好帝都。

◀ 北京人驱赶西方人，欧洲19世纪的宣传画，用以表现北京的排外。

　　从13世纪到19世纪，在西方不同的时代观念背景下，北京作为东方帝都虽没有变化，但意义却变了——

　　古都北京以其宏大的气魄和多元的文化格局而著称于世，是外国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国城市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外国人眼中的异域中国形象。历史上来京的旅行家、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人、记者、作家等，从各个角度介绍了中华帝京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外国人观察北京的角度和方法和国人有异，“他者”的文化定位和思维习惯塑造出了古都北京的独特形象。

　　“帝王之城”：外国巨价异物，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西方游记最早提及北京的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1275年马可·波罗到上都（即开平府），而后在中国游历达17年之久。在其口述，鲁斯梯谦笔录的《游记》（约1299年）中，“东方帝都”第一次以“汗八里”（Cambaluc，意为帝王之城）的名称出现在欧洲游记中。

　　旅行家马可·波罗赞叹新建成的北京道：“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全城地面规划犹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这点明了汗八里设计规划的一大特色，它与欧洲城市街道多以河流走向而弯曲，以教堂、皇宫为中心向外形成放射状大相径庭。

　　此外，马可·波罗还叙述了汗八里经济的繁盛，称其为“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地方”。作为中国最大的“国际都会”：“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屋，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汗八里作为“商业繁盛之城”，“外国巨价异物，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从马可·波罗开始，汗八里作为繁华的“世界都市之都”，给西方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不仅羡慕“大汗”这位王者之王，称他为天下最强大的君主，更向往其梦幻般的帝苑奢华，把这个遥远、飘渺的帝都想象成一座“黄金城”。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虽广为流传，但当时的西人并不完全相信书中对“东方帝都”的描述，这也为后世的游记作家提供了更多发挥的空间。

　　1322年，意大利方济会修士鄂多立克来华。他在北京居留3年，回国后口述了《东游记》（1330年），此书证实并补充了马可·波罗的叙述。因其从南亚进入中国，鄂多立克称北京为大都（Taydo），是一座“高贵的城市”。鄂多立克称大汗的宫殿“悉全世界之最美者……其内有二十四根金柱；墙上均悬挂着红色皮革，据称系世上最佳者。”从游记叙述中，我们不难体会其浓重的世俗情怀，这和理应恪守方济会托钵僧艰苦生活的修士风格明显相悖。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帝都文化对西人强大的影响和同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