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年），谥号“文正”，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中国近代史上极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相比于曾国藩的政治、军事成就，其流传下来的著作并不多，最为有名的就是这本时间跨度逾30年、总数超千封的书信集——《曾文正公家书》。但仅就这一部家书即让曾国藩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赞誉，而其中蕴含的治学之道，至今依然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

　　学以“格物”和“诚意”

　　曾国藩生于封建末世湖南一普通农家，经历了10多年不问世事的寒窗苦读阶段，科举成名后步入政治生涯，他才真正接触社会实际，逐渐认识到当时士子学人治学目的的空洞和无用。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他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

　　从30岁立志“学做圣贤”，曾国藩一直坚持用心研读圣贤经典，注重典籍真言和国事人情的结合，并形成了自己的治学基本观点：治学要经世致用，不仅仅要知其义理，更要解决“格物”和“诚意”问题。“格物”就是“致知之事”，“诚意”就是指“力行之事”，推而至为农为圃、为工为商，各思慎其职而敬其事，便也是做学问。曾国藩与家人书信之中，常谈及自己读书学问的方法，归而结之可谓静、敬、涤、恒四字：治学首必以“静”，一生诚奉“敬”字，反思改过求新是为“涤”，落实行动贵有“恒”。曾国藩毕生追求学问上进，作为儒家精神的践行者，曾国藩把“静、敬、涤、恒”发展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