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有131种少数民族文字珍贵古籍。这些古籍包括藏文、西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水文、古壮字、布衣文10个文字种类，以及同一件古籍中有多种文字的古籍，可以说是卷卷锦绣，字字珠玑，堪称精品，异彩纷呈。

　　这批少数民族文字珍贵古籍中，以藏文文献最多，共64种，其中一种为《般若波罗蜜多两万五千颂》，10世纪写本，版本古老。还有25种为元代刻本和写本，也以其年代久远、版本稀见引人注目。

　　藏文因明学著作《量理宝藏诠释》（12134号），是重要的因明学著作，其作者是著名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他曾到凉州与蒙古王子阔端会谈，使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作者精通大小五明，此书是其代表作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跋尾题记可知此书为元朝卜鲁罕皇后在1298年出资刊印，刊印地点为元大都（今北京市），为珍贵的藏文早期木刻本，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和版本等价值。

　　史书《古格王统史》（12132号），系12世纪写本。此书的发现带有些偶然性。2011年3月，西藏古籍办应阿里地区古籍办邀请，在阿里地区举办古籍普查及保护培训后返回拉萨的途中，在扎达县境内的东嘎皮央及托林寺进行实地古籍普查时，意外发现了此书。这一“偶然”发现说明西藏地区古籍藏量丰富、珍贵古籍陆续被发现的必然性，也证明近年开展古籍普查的必要性。此书不仅记载了从公元前2世纪吐蕃第一代国王聂墀赞普至9世纪末代赞普达磨的王统世系，还有吐蕃王朝的七位良臣的事迹。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此书系统记载了古格王统的历史，填补了早期古格王统世系史的空白。古格王朝是在公元10世纪前后，由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的重孙吉德尼玛衮所建，雄踞西藏约700年，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至今留有古格王朝遗址，而其消逝至今仍是个谜。此书的发现对深入研究带有神秘色彩的古格王朝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另有藏文元抄本《八思巴文集》（12136号）和明抄本《八思巴传》（12155号）。前者是帝师八思巴经典著述，且为早期抄本，深藏于五世达赖喇嘛创建的哲蚌寺图书馆；后者系作者比丘强熏受忽必烈太子真金之命于藏历龙年（1280年）的撰写本。两书珠联璧合，对研究元帝师八思巴及元代的文化、宗教、历史都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

　　藏文《苯教观点集》也是元写本，是藏族本土宗教苯教文献中最重要的陈述观点论之一。其中多处出现最原始的苯教术语“韦”及藏文厘定前的标点符号，可知其为原始苯教典籍，如璞玉浑金，是研究原始苯教极为重要的资料。

　　著名藏族史学家巴沃·祖拉陈瓦所著《贤者喜宴》（12163号），系中国民族图书馆珍藏的明刻本。作者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支系的第九世活佛。该书是一部藏族通史，上至远古传说，下至元明时代，内容立足藏区，广及中原内地以及突厥、苏毗、吐谷浑、于阗、南诏、西夏、蒙古、勃律等地。该书围绕西藏的政治、宗教、法律、历史、文化、医学、音乐、建筑、绘画等主题，对西藏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记述，是研究西藏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典籍。此书的重要价值，引起藏学家的高度重视，著名已故藏学家黄颢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将其译为汉文。

　　此次入选的珍贵西夏文典籍有4种，皆为800年前西夏时期遗物。其中保存在内蒙古博物院的《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12197号），分上下卷，基本保存完整，为少见的缝缋装。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在拍摄大型纪录片《望长城》时，在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夏绿城遗址内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西夏文物。中央台在播放此专题节目前，曾邀请我审看纪录片，对发现的文物进行鉴定。这些文物后交内蒙古博物馆收藏。当时内蒙古博物馆曾将文献图版交我考释，并与该馆翁善珍同志合作写成《额济纳旗绿城新见西夏文物考》。但当时图版中并无此文献。10年后我到内蒙古博物馆查看这批文献的原件，意外发现多出此书，知为海内外孤本，惊喜异常，立即向该馆负责人介绍了此典籍的版本和学术价值，遂后被定为一级文物妥善保存。此次入选珍贵古籍名录自是实至名归。

　　蒙古文古籍有5种入选，其中《蒙古秘史》（12202号）很值得称道。众所周知，13世纪问世的蒙古文《蒙古秘史》原本早已失传，流传至今的《元朝秘史》是以汉文音写蒙古语，并用汉语翻译的汉文版。不料前些年在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寺发现了蒙古文《蒙古秘史》的十数叶残片，引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照那斯图和乌兰教授的注意，2010年乌兰发表论文《从新现蒙古文散叶看罗桑丹津〈黄金史〉与〈元朝秘史〉之关系》，就所见其中两叶判断，此文献是17世纪抄写的《蒙古秘史》异本。国家图书馆蒙古文专家萨仁高娃更到西藏托林寺实地考察、搜集此文献，并潜心研究，于2013年出版《西藏阿里地区发现蒙古文散叶研究》。一部已失传的重要蒙古文历史文献，历尽沧桑，在远离蒙古族地区的西藏被发现，说明蒙藏关系的紧密，反映出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的密切交流。两位女专家对此文献的钟情和她们对此做出的学术贡献，堪称一段学术佳话。

　　6种察合台文献皆属清代抄本，各具特色。其中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所著《和卓传》（12203号）是中国新疆人物传记，成书于清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768—1769）。此书记述从阿帕克和卓夺取叶尔羌汗国政权起，至波罗尼都夺取天山南部六城止的和卓家族史，是研究新疆伊斯兰教史的重要资料。

　　在8种彝文珍贵古籍中，《水西制度》（12210号）是清嘉庆五年（1800年）抄本。此书叙述彝族六祖源远流长的历史，并记载了部分彝族地区的地名及江河名，重点叙述了扯勒家十八则溪（粮仓）和阿哲（水西）家十三则溪，以及各个则溪每年应上交到总部的各种物资和数量，是研究彝族古代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的重要资料。

　　云南石林县民族图书馆藏有一部铅印本彝文书籍《纳多库瑟》（12213号）。此书是法国天主教神甫保禄·维亚尔（邓明德）于1879年在中国云南石林（原路南）彝区传教时，为扩展天主教的势力和适应当时发展天主教活动的需要，邀请当地著名毕摩（彝族祭师）共同搜集整理彝文单字、单词，把一字多形的彝文进行规范化，用整理规范出来的430个彝文字编写成彝文圣经问答，于1909年在香港纳匝肋印书局（lmp.Nazareth）出版。其版本特殊，为云南乃至世界最早用铅字印刷的彝文图书。

　　满文珍贵古籍30种，但从卷帙来看无疑是数量最多的文种。满文《无圈点字档》一百八十卷（12223号），是用初创的无圈点老满文书写，记载明万历三十五（1607年）至崇德元年（1636年）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方面的重大活动，是清政府在入主中原前用满文书写的唯一官撰编年体史书，是研究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统一女真各部，建立政权，制定并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及其同蒙古、朝鲜、明朝的关系的重要史料。满文老档的原档及后来抄录的底本、正本，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乾隆时期抄录的底本与正本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此次入选名录的小黄绫本由辽宁省档案馆收藏。此档页面四周双朱丝栏框，装帧十分考究。

　　此次还收录了辽宁省档案馆存藏的满文历代《实录》三十六卷，《圣训》九百二十二卷和《玉蝶》51种（12226—12246号），可谓琳琅满目，卷帙浩繁。这些档案卷册皆保存了大量史料，至为珍贵。

　　第五批珍贵古籍名录中还有东巴文2种，水文5种，古壮字3种，布衣文2种，都是各该文种古籍的精品，古朴厚重，分别反映出有特色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有重要文献价值。

　　两种多文种文献也令人瞩目。辽宁省档案馆所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满、汉、蒙文抄本《满洲实录》八卷（12260号）。此书是记述满族崛起和努尔哈赤时期史事的重要官修史书。每页满、汉、蒙文分别布列上中下三栏。书中有插图，图左为满、汉、蒙三栏题名，可谓独树一帜。最后有满、汉、蒙“乾隆”印记。此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述满族早期创业史，是研究清开国初期历史的珍贵史料。国内外对此书研究著述很多，可见其引人注目的程度。

　　国家图书馆所藏藏、满、蒙、汉四种文字刻本《佛说四十二章经》，系奉乾隆皇帝命，先由汉文译成满文，再从满文译成藏文和蒙古文。此书是该经目前仅见的一种四文种合璧刻本。

　　总之，《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又推出了一批少数民族文献精华，内容丰富，版本精致，价值珍贵，亮点频频，令人目不暇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