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已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历史，又有八百多年的建都历史。那么，古代北京城市的管理是怎样的呢？这里，我从城市规划、市政市容管理、户籍人口和民政、工商税务、社会治安、教育文化等方面，对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城市管理作一初步的梳理和论述。古代北京城市的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相信这些梳理对现代的北京城市管理或许仍有参考价值。

　　城市规划

　　古代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主要是由工部主管，规划中基本遵照《周礼·考工记》，由一些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主持。

　　古代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主要是由工部主管。规划中基本遵照《周礼·考工记》关于“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进行。元大都、明北京城基本就是依据《周礼·考工记》关于国都的规制而进行规划设计的。有所不同处，当另有考虑，如元大都全城共有十一个城门，南、东、西三面各有三个城门，而北面只有两个城门，有人认为这是规划设计者根据《易经》中的“天五地六”之数的说法而决定的。

　　有些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在主持北京城市规划时，还按照天上星辰布局某些衙署，如元初的刘秉忠在规划设计元大都时，除依托积水潭的水泊确定大都城的中轴线及东西、南北城垣的位置，并将皇宫（大内）建在中轴线之外，又将圈入皇城的原积水潭的南部改名为太液池。在太液池上，根据古代神话传说营造了蓬莱、方丈、瀛洲三山，即今北海与中海的白塔山、团城、蕉园，强化了太液池的仙境和神秘气氛。此外，还按照天上的星座布局一些衙门的方位，如中书省署建在大都城凤池坊北，对应紫薇垣。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建在皇城东，对应武曲星。御史台建在皇城东南方，对应左右执法天门等。街巷胡同也有一定的规制，如元大都城内，自南至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24步阔，小街12步阔（五尺为一步）。全城共有384火巷，29衖通。这些街巷胡同除少数沿河流或湖水走向成为斜街之外，大都为东西或南北向，横纵交织，规整有序。为了便于城市管理，城内划分多少不等的坊，如金中都有62坊，元大都有49坊（俗说50坊），明北京有36坊。

　　市政市容管理

　　古代北京城的市政管理，主要是工部、兵部及京师地方政府即元大都路、明清顺天府负责。元代用芦苇编成苇箔披挂在城墙上以防雨水冲刷城墙，清代二月淘浚京城水沟，都是古代北京市政管理的典型事例。

　　古代北京城的市政管理，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水资源与城市的供排水，包括河道、明沟、引水渠、污水管道等的规划、兴建、修葺与管理；二是交通道路，包括城内街巷道路与桥梁、进出北京城的主要道路、桥梁，以及主要交通工具的规划、建设、维修与管理；三是能源供给，包括煤炭、木炭、柴草的采办、储存与基地的设置等；四是通讯，包括驿站、急递铺的设置与邮驿马匹的繁殖、饲养等；五是环境建设，包括城市绿化与环境卫生管理等；六是城市防灾，包括城市防洪、防火等。这些方面的主管部门主要是工部、兵部及京师地方政府即元大都路、明清顺天府等。元代禁止人们在金水河洗手，购买大量芦苇编成苇箔披挂在城墙上以防雨水冲刷城墙，清雍正、乾隆间将朝阳门至通州、广安门至卢沟桥、西直门至清漪园等主要道路都改铺为石路。清代二月淘浚京城水沟。有些衙门组织相关人员清除京城街道卫生，严禁民居、商棚侵占街道等等，都是古代北京市政管理的典型事例。

　　明清，北京商业繁荣的背后，是公共设施的匮乏和管理无序，北京大街上公共厕所就非常少，以至有“京师无厕”之称。明代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曾绘声绘色写道：“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报苦无处起居。”

　　据清《燕京杂记》载：北京的公共厕所，入者必须交钱。故人都当道中便溺，妇女也都当街倒便器，加之牛溲马尿，有增无减，重污叠秽，触处皆闻。夏仁虎《旧京琐记》说：行人便溺多在路途，虽有厉害的官吏惩治，但颓风不可挽，有的官员也在道上便溺。至清末，这种状况略有改观。北京各街遍修厕所，不准随意便溺。备有车辆，装载粪便，以摇铃为号。《京华百二竹枝词》中专有诗歌咏这一公共厕所事业：“粪盈墙侧土盈街，当日难将两眼开。厕所已修容便溺，摇铃又见秽车来。”

　　户籍人口与民政管理

　　不同时代的北京城的户口，包括军户、民户、匠户等几类。为了调控京城人口，除让闲散官员返乡居住外，又将大批卫所军卒迁往京外州县，于地广人稀处大搞屯田。

　　金、元、明、清时期，从金中都到元大都，从明前期的北京内城到后期增筑外城，北京的城市规模在扩大，人口也在增加。据学者研究，金中都的人口曾达到40万人左右。元大都的人口，在元世祖至元中后期多达21.95万户，88万人。明代中后期，北京城市军民大约有18万户，85万人。清乾隆间，北京城约有15.7万户，74万人。如上，不同时代的北京城的户口，包括军户、民户、匠户等几类。这么多的城市人口，如何保证粮食供应，怎样进行赈饥恤贫，以及救死扶伤的医疗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成为各朝代沉重的民政负担。因此，加强户籍和人口管理，调控人口规模，就成为北京城市管理的重要环节。古代主管户籍及相关民政的衙门主要是户部。此外，金中都和元大都的警巡院，明代北京的五城兵马司，清代北京内城的八旗和外城五城兵马司，也有管理户籍人口及民事的职责。明代前期，曾有许多的卫所军士迁居北京，使京城人口迅速膨胀。后来，为了调控京城人口，除让闲散官员返乡居住外，又将大批卫所军卒迁往京外州县，于地广人稀处大搞屯田，既可解决军粮的供应，减轻政府负担，又能疏散北京城的人口，可谓一举多得。清雍正、乾隆间，也曾将京城大批旗兵迁往古北口外屯种。今怀柔区北部山区的村庄多是清代形成的，而且像喇叭沟门一带多满族居民，就与此有极大关系。

　　工商税务管理

　　古代北京工商税务主要由户部、工部主管，其下属清吏司履行具体管理事务。元代设大都宣课提举司，负责收取商税；明清时在崇文门外设有抽分厂。征税中，严禁收税官员对商人苛刻、刁难，多征税款：“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累商，所以便民而非病民也。”

　　北京是京城，是国都，不仅皇家居住在这里，官员、军民也多，而且消费水平高。因此，古代北京城的手工业，无论是宫廷手工业还是官办的、民办的都很发达，商业也极其繁盛。宋人许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中记载：燕京府“户口安堵，人物丰庶。……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人们从中就可想见当时金中都工商业的繁华。据《析津志》记载，元大都有米市、面市、菜市、果市、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猪市、鱼市、鹅鸭市、鹁鸽市、柴草市、煤市、缎子市、帽子市、珠子市、靴市、文籍市、纸扎市、车市、铁器市、穷汉市等30多种市场，集中买卖各种货物。正如黄仲文在《大都赋》中所说的，“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这些市多分布在钟鼓楼一带，西四、东四等十字路口以及各城门内外。明清时，在什刹海周围、前门外、琉璃厂以及东四牌楼、西四牌楼、新街口、北新桥等地，形成了一些新的市场和商铺，还建了一批专供商家居住、存货的房屋，称为“塌房”。此外，北京城内还有许多寺庙定期举办庙市，届时也热闹非常。甚至皇城内的东华门外、玄武门外，也按时开放为市场。在北京城内，至今还有一批这样的地名，如灯市口、菜市口、珠（猪）市口、蒜市口、鲜鱼口、果子市、豆腐巷、布巷子、煤市街、缸瓦市、白米斜街、骡马市大街等。毫无疑问，这类地名的形成是缘于当年相应的市场。因而，今天透过这类地名，也可窥见昔日北京城工商业的繁华。

　　古代北京工商业的繁华，不仅满足了京城居民的高水平消费，更重要是，可增加政府的税收。因此，金、元、明、清时对北京的工商税务管理都特别重视。古代北京工商税务主要由户部、工部主管，其下属清吏司履行具体管理事务。元代设大都宣课提举司，负责收取商税，税率为三十分取一，每年能收10.3万馀锭银两。除定额的课税外，元代还有额外税，收税范围包括河泊、山场、窑冶、房地租、池塘、蒲苇、煤炭、柴草等30馀种。虽然这是在全国收取的额外税，大都也免不了。明清时在崇文门外设有抽分厂，是北京城内主要收税机构。在北京九门也设榷关。凡商税，三十而取一。弘治间，京城九门收税每年达66万馀贯钞，288万馀文钱。当然，有些收税官员会千方百计地刁难商人，多收税款，以中饱私囊。为了不伤害商家的积极性，促进市场活跃，保证京城供应，政府有时也采取减税措施，例如明万历间，李太后命减天下税三分之一，并免近京畸零小税。甚至皇帝也关注关税，颁布诏谕，严禁收税官员对商人苛刻、刁难，多征税款。如清雍正二年（1724年），皇帝明告天下：“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累商，所以便民而非病民也。”“各省兼管关税之巡抚，受朕委任之重，尤当仰体朕心。”并要求选派诚实可信之人，担任稽查之责，保护商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