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单位体制的变革实质上是社会总体性结构转换的过程，其间提出了丰富的理论学术课题——

“单位研究”：既要回望，更要开新

《重回单位研究：中外单位研究回视与展望》，田毅鹏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基本完成，学术界似乎对单位研究失去了热情，将之视为一个过时的话题，虽然仍偶有研究成果问世，但已很难作为一股学术研究热潮而发挥影响力，单位研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以及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话语的不断提升，学界开始出现“重回单位研究”的呼声。

　　众所周知，自社会学重建以来，单位制度研究便是一个学界密切关注的、最富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话题，无论是对于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还是对于认识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都是一个极富理论潜力和实践潜力的领域。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语背景下，学术界多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过渡这一进程上，而忽略了由“单位体制”变动而导致的社会的总体转型和变迁，没有意识到单位体制的变革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总体性构造转换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围绕着单位制度的形成及变迁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反思，对于我们理解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社会的总体转型和深刻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伴随着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各界掀起了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当然，作为计划经济的社会体制表现形式，单位制度自然被视为一种不合时宜的、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体制和制度而受到批判。而在今天，当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体制业已开始走向消解之时，人们方才真正体验到转型社会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却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的挑战：社会原子化动向与转型期社会连接的中断错乱；市场化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在体制转换、单位社会迅速走向终结的背景下，昔日由单位组织承载的社会公共性不可避免地发生严重的萎缩；伴随着单位社会走向终结，依托于单位社会的乌托邦精神和公共精神生活迅速消失，从而导致社会理想主义的消解，社会风气转向趋利的物质主义。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笔者对中外学界迄今关于单位制度的研究成果展开初步的检索和整理，出版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单位研究文集：《重回单位研究：中外单位研究回视与展望》，分为几个专题加以梳理。

　　单位的历史及起源。学界关于单位制度起源的研究，可谓众说纷纭，这恰恰反映了单位制度本身的复杂性。本书分别从根据地“小公经济”（吕晓波）、“社会思想演化”（田毅鹏、刘杰）、“单位制度与中国社会”（田中重好、徐向东）角度展开研究分析，为我们深度理解单位起源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

　　单位社会的组织形态及特征。作为对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一种比较贴切的概括，单位社会的概念实际上是从社会体制和制度结构的宏观研究视角展开论述的。笔者曾将单位社会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特殊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连接控制机制，即单位成员依赖于单位组织，单位组织乃政府控制社会的组织基础；单位组织体制的高度合一性，即单位的党组织和行政管理部门不仅是生产管理机构，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管理机构，具有高度的合一性；终身固定就业与“包下来”的单位福利保障制度；基于单位组织的自我封闭性而形成的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熟人社会”。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在上述几个特征中，“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连接控制机制最具核心意义。文集分别从社会结构、“工人运动”、家族文化、学科研究流派、城市化、单位类型视角展开研究，提出了“社会—空间单元”“单位家族主义”“非都市性城市化”“典型单位制”等新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单位研究。

　　变迁中的单位体制。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降，伴随着中国社会走向市场化的进程，单位制度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在学界对单位制度变迁的讨论中，一方面将单位制度视为一种重要的制度背景，关注此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秩序与单位组织结构的改变；另一方面，沿着单位制度研究的制度主义传统，围绕“变迁”展开关于单位制度为何变迁、怎样变迁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变迁所带来的困境与挑战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开辟了单位研究的新视域。（作者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