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还是“金融化”？

大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之争

《道路之争》，江涌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核心观点

　　金融化与工业化对立统一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之中。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理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关键。金融化根本上是零和游戏，只能让少数人获益而绝大多数人受损，强化新殖民主义，使相关后进国家成为先进国家的经济附庸。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就是工业化中断或停滞的陷阱。近年来，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也面临着某种去工业化的危险。（唐宁）

　　与江涌同志交往较多，了解他文章所涉大多是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大问题。与目前许多只以经济利润为目的的经济学著作不同，江涌是从民族生死存亡的角度因而是战略角度看问题的。我们成家的人都知道，在家里医生的话比媳妇的话管用，这是因为医生的话往往关乎生死，而媳妇的话多关乎感情。文章同理，好文章当直奔民族的生死存亡。

　　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低碳与美国人眼中的“低碳”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国家经济不可没有政治。在这方面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这段话的前半段说明了美国确立以中国为目标的“重返亚洲”政策的目的，后半段说明了对付中国的手段。也就是说，发展中的中国如果不能为比中国更为发达的西方让出资源的话，那么中国就应当“让位”：要么像苏联那样被瓦解，要么自觉“低碳”。

　　但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低碳与美国人眼中的“低碳”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表达的是一个更为发展的技术概念，后者则是一个“去工业化”或“去工业化发展”的政治概念；前者是一个发展方式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对近现代而言，工业力才是发展力的核心，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工业力的竞争。因此，剥夺一国的工业力，尤其是重工业能力便成了剥夺这个国家发展能力的关键。1944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总统罗斯福提出了一个“旨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罗斯福对此大加肯定。

　　美国还制定了一个计划要“使德国从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就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变成一个必须能和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显然，由“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而不是大工业财团组成的国家经济，自然也就是目前西方人对发展中国家要求的“低碳”经济，也就是奥巴马要求中国人“应该想出”的“新模式”。狼与羊比，羊比狼“低碳”，狼可吃肉，而羊只能吃草。西方人认为自己是可以“吃肉”的，但中国人最好改为“吃草”。这在中国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尤其是新中国以来的经济发展，是有明确的政治矢量的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国家之事不可书生意气，大国经济在任何时候都是要政治挂帅的。林肯统一南北方时，其时南方的棉花比北方的工业品赚钱，经济效益好。短期看，统一的成本与收益不成比例，但长期看，林肯给美国奠定了伟大的国基（即统一的民族市场）。毛泽东搞原子弹，短期看，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不成比例，长期看，中国得到了30多年的和平且安全的发展环境。

　　中国尤其是新中国以来的经济发展，是有明确的政治矢量的。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围绕“两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的政治方向，意义重大。

　　今天的中国，已替代了当年美国“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角色

　　马克思说过：“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了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这个民族的主要任务还不是维护利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时候达到的。就这一点来说，美国人胜过英国人。”今天的美国已从“谋取利润”（即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异化为“维护利润”（即以既得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其有过的“工业高峰”已异化为军火工业和金融业的高峰。今天的中国，已替代了当年美国“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角色。从江涌同志的《道路之争》一书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今天的中国人已胜过了美国人。2007年至2012年，“美国经济学家几乎‘包揽’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同时美国经济开始患了“肾衰竭”，在危机中日益不能自拔，国力不振，政治上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可喜的是，今天的中国学者，尤其是像江涌这一代青年学者的研究，正在取代以往“以既得利益为要务”尤其是“以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为要务”的研究，他们深切地关注着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并“以争取利益为要务”，在历史进步的潮流推动下，他们在当代中国快速成长。（本文据作者为《道路之争》一书所写的序言编辑，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