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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循吏传
杜晓宇
//www.workercn.cn2016-06-06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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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吏是中国历史上的正能量——

循吏政治的内核是爱惜民力

《中国古代循吏传》,陈清林、杜晓宇校,华夏出版社出版

  “正能量”本是个物理概念,近几年却成了一个文化热词,人们倾向于将积极的、健康的、催人奋进的、给人力量的、充满希望的人和事称为正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循吏”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正能量。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循吏列传》,二十五史中,除《三国志》《陈书》《周书》和两个五代史外,其余二十部纪传体正史均有《循吏传》,有的史书或名《能吏传》,或名《良吏传》,或名《良政传》。

  循吏政治的核心是爱惜民力,使民以时,先富而后教,敬畏并顺应民心

  司马迁首创《循吏传》,这篇类传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贤官良吏的事迹。司马迁是西汉时人,他所列的循吏却无一西汉人,这里包含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和批判。

  西汉建立后,鉴亡秦之失,与民休息,实行“黄老”无为之治。但经历了60多年的无为而治,累积的内外问题越来越多,汉武帝认识到“汉家庶事草创,加以四夷侵凌中国”,“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为后世所称道,但武帝时代,政治急苛、酷吏当道,有蹈亡秦之迹的危险,也是不争的事实,汉武帝在晚年的“罪己诏”中也承认“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

  司马迁认识到了这种危机,他在《循吏传》中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汉宣帝“兴于闾阎”,对民间疾苦有所体验,“知百姓苦吏急也”,“吏急”即官吏过于苛酷,他认识到了治天下在于治官的重要性,汉宣帝时代是西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吏治较为清明的时代。

  所谓的循吏政治,也在朝廷的提倡和地方官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它的基本模式,其核心是爱惜民力,使民以时,先富而后教,敬畏并顺应民心。这种模式也被后世肯定和尊奉,并形成了中国历史中延绵不断、蔚为大观的循吏文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中央政府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循吏来维护的

  从中国历史的大维度看,循吏政治与国家政治大环境是正相关的关系。君主励精图治、政治比较清明的王朝初期,一般是产生循吏较多的时期,所谓“自古国家上有宽厚之君,然后为政者得以尽其爱民之术,而良吏兴焉”。

  有学者曾对中国历史上自汉至清的循吏作专门的研究,指出他们的成就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教育;理讼。具体来讲,他们勤政爱民,尽心尽力地“为民兴利”,或“凡有利于民者,为之无不力”,如注重地方公益事业——道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的兴修和建设,关注民生,注重赈灾恤民特别是救济老弱孤贫;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施政以惠民富民为务。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循吏对于法治的尊重,他们理讼公正允当,不尚严苛。而酷吏的所谓“重法”,其实不过是锻炼周纳、罗织罪名,入民以罪。

  循吏大都具有严格、强烈、自觉的自律意识,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他们忠于职守,遵守国家的各项政纪法规,清正廉明,自奉简约,生活清苦。

  循吏在生前身后赢得了普遍尊敬和爱戴,如班固《汉书·循吏传》所言,他们“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国家通过对循吏的褒奖,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形成了判断良吏与恶吏的价值标准,这一价值理念使乱臣贼子惧,没有任何一个贪官和酷吏敢于宣称自己要做贪官和酷吏,这就是价值标准的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中央政府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循吏来维护的,循吏重视教化,传播文化,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整合做出了贡献,中国古代循吏的道德追求、执政理念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历史遗产。

  中国历代积极推行循吏政治,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强化吏治,防范各级官吏以权谋私和滥用权力,是为了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但这个目标却没有实现。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是在认真总结前朝之失的基础上建立的,都在澄清吏治、惩治贪污中开场,而又几乎都在民变蜂起中落幕。尽管每朝每代的覆灭,总是各有许多具体的条件和情况,但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因素是“腐败”。

  循吏政治是典型的政治自律文化类型,有其历史局限性

  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往往将官员的腐败和王朝的衰败归结为君主或臣子的道德堕落。但是,历史上很多的事例并不能印证这样的判断。如果追根溯源,还是应归结为体制上的原因:腐败的根源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等级授职制必然产生诸如裙带风、卖官等各种人事腐败,必然出现官官相护的情况,必然出现贪腐现象滋生不息的怪圈,必然成为贪官污吏的温床。统治阶层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打压民间社会,掠夺民间财富,这种制度格局决定了中国古代治乱兴衰循环的现象。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循吏政治的历史局限性,它是典型的政治自律文化类型,行政约束主要依靠官员道德自律,政治体制上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政治体制之外的监督机制严重缺失。一套制度如果只适用于道德自律的人,就不是一个好的制度。西方学者曾说,制度应该按最坏的情况去设计,这是因为,如果对最坏的人不做惩罚,就会打击自觉遵守制度的人,时间一长,就会最终瓦解制度。

  《中国古代循吏传》将散见于史书的循吏传汇集在一起,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角度和工具,使我们能在历史发展的大势中对地方政治与治乱兴衰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为华夏出版社副编审、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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