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求是》 陈尚君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尚君先生治学，以文献、史实考证见长，泰半精力萃于唐诗。搜罗之广博，体例之完善，分析之细密，罕有伦比。近来他取自己相关文字略加简择，都为一编，题名《唐诗求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2018年7月）。捧读后，偶有一隅感发，写出就教高明。

　　2011年，陈先生发愿凭一己之力，编纂《唐五代诗全编》（以下简称《全编》），斠理至今，蒇事在望，尤为学界翘首以盼的大工程。其面目，从本书可以窥见一二。

　　进行中的《全编》，包含两大部分：校录文本以外，另列纪事，搜辑、考辨唐五代诗本事，认识多有细化。本事之于研读诗作，有时相当关键。譬如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至四年，君臣酬唱频繁。赵昌平先生《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一文论证，七律体制正式定格，即在这一时期，为应制唱和所推动，并考出其中六次确凿时间与作品。唐玄宗时，武平一撰《景龙文馆记》载其事，今佚。贾晋华教授为作辑本（收入所著《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后来陶敏先生另有辑本），复参据其他典籍，考得期间君臣文学活动66则，诗367首（不含断句），叙述加详。这次陈先生重辑《记》文，在此基础上，逐日考订酬唱者及存世作品，厘清原委（《〈唐五代诗纪事〉编纂发凡》），想来收获更丰，应有助于七律体式演变研究，步入愈发精确的境地。

　　当然文本校录，依旧是《全编》工作重心。陈先生从役有年，甘苦备尝，由此总结的若干经验，颇具独到之处。譬如刻下学人，每强调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文本稳定性有别；他则一再指陈：“今人喜谈写本时代的文本形态，我仅能作部分的赞同”（《大梅法常二偈之流传轨迹》），因为“钞胥固不免手民（按：‘手民’疑当作‘移录’）之误，刻本更难免射利之求”（《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两者讹伪“性质、形态或有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唐诗文本论纲》）。见解迥异时流，发人深省。又如目前整理别集的通例，是择一保存作品较完整的版本作底本，在此框架下校正损益；他则指出：其一，唐诗文本流播变异的轨迹各不相侔，整理者有必要“区别对待，每一首诗确定底本和参校本”；其二，今见别集编次，往往历经众手，形成过程曲折，整理者应该不为所缚，尽量恢复较早的文本样貌（《唐诗文本论纲》）。基于这两点，陈先生的处理便与众不同。像许浑诗，罗时进先生《丁卯集笺证》不依傍单一善本，而逐首选定底本，已超出通行做法一头，但目次仍循《全唐诗》之旧。换言之，见及其一而未及其二。陈先生重新编录，“前三卷以乌丝栏诗真迹为底本，其次各卷分别用蜀本、书棚本、元本另见诗为底本，以求最大限度地还原许诗的初始面貌”（《许浑乌丝栏诗真迹与传世许集宋元刊本关系比较分析》）。他的办法，是区分各版本同原貌距离远近，先取较近者为底本，阙漏处再取其他版本补足。因此，底本常由多个版本缀合而成。张籍、王建、元稹、刘长卿、权德舆、陆龟蒙等家，也本此原则董理。这为唐人别集今校，提供了一条崭新思路。

　　而最重要一点，是陈先生的目标，不止于写定文本。他说：“前代古籍校勘学更多希望通过文本校勘，改正文本流传中的讹误，写定一个错误较少的文本，但对唐诗来说，仅此远远不够，我近年更多认为要把唐诗文本形成、刊布、流传中的多歧面貌充分地揭示出来，为后人的研究展开立体空间。”（《唐诗文本论纲》）一方面，“唐诗可靠文本与文献的重建”（自序）还是题中应有之义。仅此一端，已然裨益学者匪浅。譬如皮日休与陆龟蒙等人唱和的《松陵集》，原题起初三次，陆氏皆称前者“袭美先辈”，以下则径称“袭美”，间或称其“鹿门子”。两人关系由疏而密之迹，班班可考。此类原始信息，经《甫里先生文集》《全唐诗》等书改题后，多被遮蔽，足见文本原貌之珍贵（《唐诗的原题、改题和拟题》）。另一方面，陈先生悬鹄更高，又力图把唐诗文本传讹的经过，分层次揭示出来。为此批评一套李白集新注，校勘虽认真，却“没有就每首诗的文本来源作详尽记录”（《郁贤皓先生〈李太白全集校注〉述评》）。未来《全编》校勘记，必定空前翔实，不妨视作一部特别的唐诗文本变形记。这些记录，确能为研讨拓出一方“立体空间”。譬如从敦煌卷子、吐鲁番文书、长沙窑瓷器题诗、山西长治墓志志盖题诗，足以领略唐诗在民间流布的特点。百姓喜闻乐见之作，表达的都是劝学、惜时、送别、怀人、思乡、羡官羡富等世俗情趣；意思取其简单，语言取其浅易，故著名诗人，只有王维、白居易、刘长卿多次入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几无踪影；就文本言，随意删节、拼接、改写、另题作者，殆成常态。不过同时，陈先生也提醒：“民间对诗歌的最基本要求是通俗易懂，一流大家的追求则在诗歌史上的开拓创造，取径不同，结果自异，不能因此而认为杜甫等人在唐代缺乏影响力。”（《从长沙窑瓷器题诗看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的流行》）观其《杜诗早期流传考》《李杜齐名之形成》等文，自不难了然。唐诗在文化阶层与民间平行传播，所展现的动态景象，即是“立体空间”之一表现。

　　由于唐诗异文来源纷繁，如何梳理次第、解释成因，有待学界共同探索。在陈先生看来，异文若宋代已有之，极可能为诗人自改稿。譬如贺知章《晓发》题下，有五言八句一首，又有五言四句一首，割截前篇诗句，颠倒以成文。陈先生认为：“从宋初即有二本之流传，显非传误所致，应该是诗人所作即有繁简二本。”（《贺知章的文学世界》）这大约出自他对宋本的信任：“尽管宋人确有主观改诗的个案，但无论李、杜、韩、柳诸集，还是《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等总集，宋人校记的分寸把握是很严格的，很少如明人那样为射利而随意改变窜乱。”（《近期三种杜诗全注本的评价》）然而唐集入宋前状况，多半云遮雾障；宋人“主观改诗”，也非绝无可能。宋本异文是否即诗人亲笔，似乎不宜遽定。举《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为例。文中描述，李白集宋本有两个系统，今犹依稀可窥：一为乐史所编，现存南宋咸淳刻本源出于此；一为宋敏求所编，晏知止刊印（按：晏刻本实为宋敏求本再经曾巩编年后的新本，参看万曼《唐集叙录》），现存蜀刻本两种源出于此。陈先生执敦煌卷子伯2567所存李白诗，与蜀本相较。他推测敦煌本“当出自李白的初稿，重要证据是诸诗诗题提供了一些有关各诗写作时不为人知的细节”，理由坚实。如此，则蜀本异文为事后修订。问题在于，修订者是否李白本人？譬如敦煌本《赠赵四》，蜀本改题《赠友人三首》其二，文字歧异甚夥，他以为“宋本所收显属写定本”。可是前者“防身同急难，挂心白刃端”两句，后者改为“持此愿投赠，与君同急难”。30多年前，黄永武先生便指出全诗押真、寒、先三韵，敦煌本转韵处，出句皆押新韵。这两句转入寒韵，而改本出句不押，“破坏了原作在音响方面暗藏的秘密”（《敦煌所见李白诗四十三首的价值［上］》，收入所著《敦煌的唐诗》）。字句妍媸，言人人殊，且改稿也未必优于初稿。但倘说李白润色时，连原先的音节规律都抛之脑后，令人不能无疑。又如敦煌本《惜罇空》，蜀本改题《将进酒》；前者“岑夫子，丹丘生。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四句，后者在“丹丘生”下加“进酒君莫停”一句，又末句改为“请君为我倾耳听”（末句陈先生未与蜀本比较）。黄永武先生指出，两处改动当在一时，因为“生”字在庚韵，“倾”字在清韵，唐代庚、清通押；新添句“停”字则在青韵，宋初庚、清、青三韵不通押，末句只得加“耳听”二字，以同在青韵的“听”字与“停”相押。他从而推论：“本诗的改动是在宋代初年”（《敦煌所见李白诗四十三首的价值［下］》）。这两例至少说明，蜀本异文出于谁人笔下，判断尚须谨慎。周勋初先生尝言：“宋刻李诗，不管是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抑或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因为已经后人之手，上距唐代已远，所以还不能算是接近李诗原貌的首选材料。”（《李白诗原貌之考索》）他的意见值得重视。

　　以上仅围绕唐诗文本校写一事，加以申述，实则《唐诗求是》于此之外，又收入不少诗人行实、文献形态方面的考论，同样胜义纷披，愧未能一一阐扬。读者欲观其内容的千汇万状，仍当求之本书。

　　（作者：成玮，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