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这是林语堂在《我的愿望》中的一句，正是这誓言性的语句印证了其一生的轨迹。林语堂的思想价值取向使其置身于以胡适和鲁迅为首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地带，其身影在钱锁桥教授所著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一书中得到了还原，用书中的原话来说：“林语堂、胡适、鲁迅代表中国现代知识思想的三个坐标。”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鲁迅的重新评价越来越趋向于客观化。本书作者对此也做了详尽的现状描述与剖析，充分肯定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同时，分析其思想上的不足。相较之，胡适态度“容忍”，“文化批评有破有立，有很强的建设性导向”。但综合来看，二者共同的问题都是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
      基于以上，作者钱锁桥在本书中安排了“我们要鲁迅还是胡适”一节。当然这并不是否定二者在历史进程中的功绩与作用，而是延伸其后效应在当代的扭矩有多大（也许这一节命题的提出存在探讨性）。从而引出同为二人朋友的林语堂，在当时与当下的影响，还原了作为文学家、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林语堂诸多头衔后面支撑其行进的原动力是什么。
      文如其人。对于林语堂来说，有过之无不及。而且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命运错误地将他投递到了那个年代，可能他的建树会更大。但也可能正是因为命运的错位，时代成就了他，让他的思想在自由的轨道上驶向心灵所向。
      在《什么叫自由主义》的演讲中，林语堂把“自由主义”定义为“能欣赏和容忍他者”，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态度，一种思维方式”，用一种开放的态度去拥抱他者。这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自由主义——广义上讲是旨在“保护个人不受无理侵害的一种外在限制”定义——完全不同，剔除了极端个人主义的狭隘，更具理性上的兼容与宽容。
      应该说这得利于林语堂的学习经历。他没有受到中国传统礼教负面因素的影响与约束，所以对礼教中落后因素的反感度相对于国内的文人墨客要弱化得多，对传统中那些压制人性的东西也更达观一些。同时，欧美留学生涯让他的灵魂得以呼吸到更多自由、民主的空气。
      《林语堂传》的副标题是“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单从林语堂个人来讲，无论其影响力还是能力，以及时代所赋予其施展才华的空间，都无法使他真正令中国文化重生。但也正因为如此，林语堂的许多思想见解以其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得以导向21世纪，成为文化交流、文明重建的一种建设性思路。
      钱锁桥在这方面的挖掘，具有理性上的独特眼光，使人们对林语堂的认知不止是“浪子”而是“浪子文化”。林语堂的心态并非玩世不恭，其诗意的人生观兼具佛家“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超然。
      书中“共建人类精神家园”一节论述了林语堂跨文化的反思。林语堂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原始的力量”，具有其两面性，“东西方要共同重建新的世界文明，必须对各自的文化传统具有批评的视野”。林语堂对“新的文明”的探索不仅仅是要复兴中国文化，还包括对整个世界范围现代性的反思。他说，中国人和说英语国家的人之间不存在心理鸿沟，“东方的理智也就是西方的智能，人类世界从根本意义上同根同源”。林语堂用跨文化的参照物译介儒家智慧颇具现代性，所以作者说林语堂的文字思想、生活方式属于21世纪。
      林语堂在  《吾国与吾民》“作者序”里特别声明自己不是那些“超级爱国者”，“他们的爱国主义不是我的爱国主义”，他“不以自己国家为耻，不怕指出中国面临的缺陷和不足”，因为“中国的胸怀要比那些超级爱国者的大”。
      林语堂之爱国是儿不嫌母丑的，是不卑不亢的。虽然他也有束缚于某种特定东西的时候，并且基因中那些并不幽默的东西也随之掉进自己不熟悉的游戏圈而失去学者的天然属性及特质，成为经常被诟病的根本原因之一。但这才是林语堂——一个行走在自由与主义之间的哲学家和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