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预案缺少的重要环节是告知公众风险

　　《新华访谈》：从过去这些年我国发生的多起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来看，预案执行中哪些环节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存在哪些隐患和薄弱环节？

　　刘铁民：“非典”之后，我国建立了一整套应急体系，作为政府专项工作，其标志是“一案三制”：一案是应急预案，三制是应急法制、应急体制、工作机制，在各领域广泛建立应急预案和应急响应机制。但到目前为止，在公共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与面临风险相比，应对能力和应急体系建设还有很大差距。反映在预案的重要环节落实上，通常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一是对大型活动的风险认识不足。德国举行世界杯足球赛时，全国进入安全紧急戒备状态，启动级别最高的应急预案。在美国，重大活动比如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NBA总决赛最后一场等，当地政府都会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响应。

　　二是响应速度和第一响应能力不足。一个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否最后控制事态，关键在于事件发生的一瞬间，时机非常重要，在应急管理中叫做“机会窗”。

　　三是多数预案里缺少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参加活动的公众给予风险告知和必要培训演练。在已经发生的这些踩踏事件中，伤亡的主体是妇女、老人、儿童，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活动，风险很高的背景下，就应该劝阻这些人不要参加。

　　从安全文化的角度讲，公众的安全素质包括风险感知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公众安全素质的形成、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是长期宣传教育培训才能养成。

　　灾难事故背后暴露出公共安全领域的系统脆弱性

　　《新华访谈》：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特大型城市，节假日活动比较多，人流密集。同时在大家看来，这类城市也代表了我国社会管理的的最高水平，为什么在这样的城市还会发生踩踏悲剧？这类灾难事故背后能看出什么规律？

　　刘铁民：一个城市的现代化主要是讲基础设施和管理能力，以及公众的素质。从这个角度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和中小城市其实差别不大，风险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