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明玉和苏大强才在不久前和解，但原本看起来“风平浪静”的父女关系却也成了近来一种全新的社会热门。

　　在传统的家庭里，“父女”较之“母子”关系往往显得更温和。母亲的事无巨细和儿子的叛逆乖张似乎更带着天然的矛盾性、戏剧感，“对抗”一以贯之。相比之下，有如“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这样的俗成观念更被深信不疑，因而大众文艺里更愿意加以刻画的通常也是前者。然而，几乎是毫无征兆地，父女关系视角的观察类综艺节目在短时间内蔚然成风。从电视台到网络，《我家那闺女》《女儿们的恋爱》《女儿们的男朋友》等等节目让人们忽然意识到，看起来“千篇一律”的父女关系里，其实每一款各有各的迥然个性，也带着以爱之名的诸种语焉不详。

　　爸爸从“缺席”到“入席”意味着什么？父女关系交互之下的现实复杂性在哪里？父女档“观察”扎堆，为什么还能生成源源不断的看点？

　　在此类“父女档”渐趋规模化的节目里，我们总能从中提纯出部分具有普遍性的现实关照。我们确实能看到“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小情人”这般话语的出处，父亲对女儿的宠爱甚至于宠溺，比起其他情感关系来说无疑是“牢靠”的。并且，无论建立在怎样的情感模式之上，父亲对女儿看起来云淡风轻但十分有力的关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当然，在不尽相同的个案里，我们同样能明确感受到这种代际关系当中其实也交织着更多复杂的现实状况。

　　心理学家尼金·玛洛娜指出，“父亲的行为举止常常变成女孩用来修正自身性别角色的‘镜子’，以帮助其判断和审视异性。”父亲的强势与否，会直接带来女儿对“另一半”陪伴属性的要求，在潜移默化中不自觉地以父亲为某种蓝本来审视伴侣。《女儿们的男朋友》里，秦沛习惯于每天给女儿姜丽文打很多通电话，满满的爱意包裹之下，女儿的浪漫成为一种理所当然。与此同时，姜丽文同样也试图从自己的男朋友身上得到这样的反馈，期待有更细腻、更频繁的情感回应。

　　另一方面，父亲对女儿生活的卷入程度也直接影响着女儿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观念。如《我家那闺女》《女儿们的恋爱》中傅园慧爸爸这样介入程度高的父亲，对女儿有明确的情感期待：“希望女儿的男朋友像我一样。”又或是《女儿们的男朋友》中的黄日华、黄芷晴父女，以父亲的标准来审视理想伴侣已经成为黄芷晴的某种深信不疑。

　　当然，与之相对应的状况，父亲的事无巨细亦会让女儿形成更高的情感期待，如果伴侣没有“像爸爸一样对自己无微不至”，情感关系往往显得摇摇欲坠。还有父亲不仅介入程度深且相当细节化，如《女儿们的恋爱》中任家萱、任容萱的父亲，对女儿另一半的期待甚至比女儿自身更具体，这也是当前中国式父亲具有代表性的状况。

　　对家庭生活卷入程度低的父亲，之于女儿的影响也相当直观。《女儿们的男朋友》里“爸爸比女儿忙”的张潮父女，其关系就更显独立自主，但女儿时常过于隐而不发的情感状态，也会让在节目中观察着的父亲乃至于观众“心疼几秒”。

　　这些节目让我们看到，较之传统视野里似乎不言自明的父女关系“共识”，投射到现实当中生成了值得进一步审视的表象。亲子关系中的双向视角，构成了某种社会性观察的“全貌”。相比早早“入席”的子代观察——即当代青年人观察——早在观察类节目成为热潮之前就以社会（观众）观察的隐性视角嵌入节目形态当中。但很显然，对社会结构的再现不仅仅是平视视角，以父母为代表的亲代视角介入则更有益于一种完整社会互动关系的荧屏构建。相比影视剧中更愿意展现“母亲”之于子女的影响，综艺中“父亲的入席”则起到了补完作用。它交织在“父爱如山”这样的中国式代际情感话语当中，却又有各自的差异和个性；它内化成综艺里的叙事张力和现实张力，但还有着值得被充分发掘和表达的空间。

　　代际关系无疑是最显著的“中国问题”之一，对代际关系的观察也是对当代中国社会面貌的一种底层叙事。从全球语境来看，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家庭叙事比中国更有独特性和冲突性。有如拉康所言的家庭对幼儿从“想象态”进入“象征性秩序”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式家庭在千百年以来的伦理秩序和道德传统中延绵下来的“剪不断理还乱”，让子女的成人化、社会化过程更复杂。尤其在父权逻辑仍然深度作用于现实家庭结构的背景下，通常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其功能和身份的确立或偏移，都对子代的观念养成与生存状态有着更直接的影响。在这一层面上，“父女档”作为一组强关系，父亲的入席和缺席，女儿的向往自由和希望得到保护，在彼此的交织中形成了最具典型性的“当代状况”，这是本土化的，也是有益于我们去审视自身与所处社会关系的重要线索。如同近一阶段对“原生家庭”问题的热议那样，很多看起来不言自明的关系，都存在着不断被放大、被凸显的深远影响。苏明玉和苏大强的关系或许是某种基于典型性提纯而来的戏剧性，但何雯娜父女、范志毅父女、沈梦辰父女等等的观察与被观察，无论他们是协商式还是对抗式的存在，都是实实在在能被共情的现实。

　　相比其他种类的综艺节目，我其实更愿意看到观察类节目成小趋势，哪怕这其中也会存在同质化或表达方式近似的状况。此类节目引发的社会关注和质疑，尤其是不少观众吐槽节目都像是变相的催婚节目，其实更有助于透视节目的社会意义。作为当前大众文化的一种最直接的承载，综艺节目所再现出的也理应是更普遍的社会共识，否则难以做到被大众“追看”。大众对这些父女档节目的“敏感”，其实刚好就构成了对当下社会结构问题的反向思考——理想的家庭关系什么样？理想的情感选择什么样？理想的生活方式又会是什么样？在这一点上，女儿的恋爱、爸爸的综艺，形成了一种“启动效应”，唤起人们重新审视自我及他者的意识，更理想的话，它或许还具有“纠偏”的潜质。（何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