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包装箱作为餐桌就餐

　　作为中国首次组建的南极考察队的副队长，董兆乾肩负着制定物资设备的装运、卸载、建站和科学考察等系统工程计划。南极的“夏天”只有11月到翌年3月短暂的4个月时间，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1985年2月底以前完成建站并撤离南极，否则不抗冰，也不能破冰的船就要被冻住，无法离开。

　　在边卸货边建站的前16天，没有暖气，缺乏机械，大部分工作全凭人力，董兆乾与队员们争分夺秒，每天劳动17个小时左右，而他作为被指定的卸货和建站的现场指挥员，每天能睡两三个小时就很不错了，被队员们美誉为“半夜鸡叫”或“老周”。

　　董兆乾在南极中山站冬练

　　1985年2月20日，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胜利落成。中国首次南极考察建站凯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国家审时度势，及时作出决定，建设中国极地研究所。

　　同年，国家海洋局和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把董兆乾从杭州海洋二所调到上海，任命他为筹建处主任，筹建中国极地研究所。之后，董兆乾将所有精力放到培养极地人才上。新建的研究所无力竞争科研项目，单位经费紧缺，无力支持人才培养。董兆乾利用国际资源，选送年轻的科技和管理人员去国外参与合作，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极地科学家、学术带头人和管理人才。董兆乾说：“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每次回到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看到当年培养的那批年轻人才正在关键岗位上发挥着作用，心里特别欣慰。”

　　董兆乾认为，研究所所长的科研能力是本份，是根基所在。在1989年至2001年间，他连任三届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是基本建设和极地科学研究。他一心扑在科研第一线，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极地事业由弱到强，他的科研水平从“渐入佳境”到“炉火纯青”。

　　当前，我国在南极的考察、支撑和科研能力，从原来的南极半岛到东南极直到现在能够到达只有少数国家能进入的最困难的冰原最高点地区，几乎覆盖整个南极。董兆乾自豪地说：“研究南极，对于中国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提升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极地科学研究的部分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文/周爱民、刘科峰 图/董兆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