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灵、降糖片、酞丁安……这些直指功效的药名，听起来似乎朴素极了。然而，除了镌刻其上的时代印记，它们的诞生还意味着我国的多个“第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缺医少药是常态。为了走出这种窘迫，一批药物研究者在几乎为零的基础上走上了一条凑钱“海淘”、借书誊抄、拆旧造新的科研之路。

　　在这些如今平均年龄已超过80岁的“药骨泰斗”们的努力下，不仅人民的基本用药需求得以满足，还推动着创新药物的研发。降压灵、降糖片、酞丁安成为我国第一个自己研制生产的该领域品种，紫杉醇使得同类进口药品降价，麦角新碱则结束了中国妇科产后用药的进口历史，人工麝香更是国内外首创，让名贵药材走进了万户千家。

　　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韩锐回忆，他1956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系研究生，1958年，根据卫生部的决定，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药理系与中央卫生研究院的药物系合并成立了药物研究所，一支药学研究队伍由此集结起来。研究所虽然成立了，却没有实体的工作场所，韩锐回忆，药物合成室就在一个小破平房里，还是借用的。平房里有心电图等简单的设备和一个手术台，大概就是这些“家当”。

　　1960年前后，研究工作需要用到色谱仪。“那个时候要一个色谱仪可不得了，费了很多周折才搞到，全所只有一台。”韩锐说，而现在每个实验室都有色谱仪。

　　仪器的缺乏是当时药品研制工作中的一大瓶颈，而这些当年的小伙子需要克服的，还有特殊时期的身体生长的“瓶颈”。韩锐的记忆里定格了一个永不褪色的画面：一天，于技术员吃完早饭，对着墙自言自语“没吃饱”，而那时的他只有36公斤。

　　改革开放后，中国药学发展迎来了新时代，中国科研人员开始睁眼看世界，向“先跑者”学习经验。“1978年去美国，看到人家做组织培养用到的仪器挺好，但是从来没见过。”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公派前往美国的考察团成员，韩锐回忆，当时的中国并不富裕、外汇更是紧张，考察团每人每月只能有10美元津贴，刚刚够生活开销，但大家决定“凑钱也要买一个带回来”。回来后，考察团把凑钱买的仪器交给当时国防科工委下的一个工厂，要它们拆掉然后仿制，这样才得到了普及。“现在这个仪器很普遍了，每个药理实验室都有，坏了旧了扔了也不可惜，但回想起第一个的来历还是很感慨。”韩锐回忆说。

　　除了趁手的工具，先进的药学理论知识也是当时的药物研究学界所匮乏的。学习是最好的追赶方法，为了让知识在国内迅速普及，老前辈们借书誊抄，把阅读到的文献一一记录在文献卡片上。在最近举行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60周年纪念展览上，一个透明橱窗中就展出了几摞数百张的文献卡片。它们全部由有机化学家、药物化学家梁晓天院士手工摘抄，卡片的便签部分还写有核酸、乙烯等中文标注，方便查阅。它们在所资料室里被翻阅多少次已无人知晓，卡片的磨损处无声地记录着知识接力棒的传承路径。在百张文献卡旁边，还放置着一摞摞条理清晰、有手绘图、有平直表格的手稿，他们是药理学家宋振玉的手稿，据说这是药物所研究员申竹芳从故纸堆里抢救回来的宝贝，她一直像照料老朋友一般“照料”它们，才把这位1937年就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学习的我国药物代谢研究事业开创者的笔记保留了下来。

　　古老的机械天平、上世纪50年代的原版英文书、最早引进的半自动分析仪……在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指引下，当年的“药骨泰斗”们“没有金刚钻也揽了瓷器活”，他们从一字一页开始，从“一砖一瓦”起步，从“一仪一器”推动，开启了中国药学研究的新篇章，培养起了一支药物研究的科研队伍，也托起一个日渐蓬勃的药物研发和生产产业。而为这一切提供不竭原动力的，正是他们心心念念的人民能用上的放心好药。（张佳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