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集在科研的“天堂”

　　七所牛津女博士徐晨将自己的人生抉择放在了毕业旅行的最后。当时，渡轮正在横穿英吉利海峡，周围很静只有涛声。一次经历跳入她脑海——

　　读博时她和同学去看一场新电影，座位周围都是英国本地人。黑暗中，她有事扫了一眼手机，马上关了。可没想到，后排的白人男性上来就在她头上锤了三下。

　　徐晨流着泪想：如果是在自己的祖国，或者如果自己是白人，绝不会受到这种侮辱。

　　她在船上决定，要将职业选择与强国梦合二为一。如今，29岁的她在牵头研究核废料的回收，手头的科研经费已过千万元。

　　七所的王欢，博士毕业于比利时的鲁汶大学。他记得2008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大地震、奥运会。有一天，他的比利时同事忽然冲进实验室高叫：“恭喜你，今天有3个中国人上太空了，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忙于做实验的王欢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倒是这个“老外”得意地报出了神舟7号3位中国航天员的名字。

　　“在欧洲，你看一个人一天的工作基本就代表了他的一生。没有太多激情，没有波澜壮阔，一眼能看到天边。”王欢来到绵阳，所长尊重他：去成都基地，还是去沟里？“既然来了，就去沟里吧”。

　　聚龙一号放电瞬间

　　南开本硕博9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分校两年，虽背靠大山，三所的张龙对那些把国外生活工作描绘成彼岸世界的“传说”嗤之以鼻。

　　受经济不景气影响，西方国家的科研经费拨款都在紧缩，搞科研的拿奖学金越来越困难。“美国学IT出来年薪15万美元，化学博士后出来才4万～5万美元。导向不是很清楚吗？”

　　真想搞科研，大山环绕的中物院就是“天堂”。

　　在中物院流传着一个“归去来”的故事。祝文军大学毕业来到中物院，5年后，他去复旦读博，再去香港工作。可香港3年的时光令他发现，那里虽然能接触更多前沿内容，但是做材料的人太多。他又回来了，“我喜欢做独一无二的事，而中物院具有独一无二的科研条件”。

　　九院的博士们最自豪的是：高校老师想做实验、拿数据，都要排队找设备、借地方，而在他们这里，有世界一流的设备、最棒的实验室，不需要排队等、费劲协调才能用！

　　不可避免地，海归会有一些水土不服。但这些80后想得很清楚，他们没有白皮肤和那些国家的基础教育，很难登上他国的核心舞台。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可能进入科技的中枢，只有自己的祖国走向强大，才能把格局与底蕴赐予她的优秀子孙。

　　“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里肯定不适合。”张龙说，但你想搞点事、干事业，就不需要犹豫。

　　要求的越少，离真理越近

　　青海草原、戈壁荒漠、深山沟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样有一批活泼的年轻人，为中国核工业事业开疆拓土、留下伟业。

　　他们是核九院的奠基者，是那个时代新中国能够调配的“最强大脑”。

　　朱光亚、邓稼先、于敏、周光召们，那时正当年。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是国家的一声号召，他们便义无反顾：“搞个大炮仗，让祖国真正站起来！”

　　这一代人，从科学家到管理者到技术工人，每个人都如同一个反应堆，放射出前所未有的能量，照彻了历史的时空。

　　83岁的胡干达老人仍然耳聪目明反应敏锐。在中物院，他当了近30年的办公室主任，贴身服务过这些“两弹元勋”。

　　网上有人说，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如果把搞原子弹的钱都拿出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不会有饥荒了吧？

　　老人说，实际上恰恰相反！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积贫积弱，核大国对我们进行核讹诈，核打击一触即发，中国处于战争的阴影中。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决定中国加紧研制核武器，“我们也要搞原子弹！”

　　3年困难时期，九院的大多数科技工作者还在青海高原，饥饿、浮肿折磨着他们。彭德怀元帅听说了，立刻打电话，让海军送来带鱼、陆军送来绵羊，保证原子弹的研究工作顺利推进。

　　“彭老总当然清楚，如果我们早有原子弹，抗美援朝的阵地上战士就不会牺牲那么多，甚至美国有可能就不敢来，原子弹是‘卫国重器’。”胡干达说。

　　然而，核九院本来要迎来500个苏联专家手把手地指导核武器研制，但最后出现在北京的只是一个什么关键技术都不说的“哑巴和尚”。而且苏方很快就毁约了。刚刚支起的摊子，只剩下一群仅仅知道一丁点核原理的年轻人。那是1959年6月，为了记住耻辱，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就叫“596”，也称“争气弹”。

　　“中国人聪明啊。”胡干达老人说。1945年美国在广岛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胖子”和“小男孩”，分别是两种核爆的激发方式，一种是内爆式，一种是枪式。

　　在九院九所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油画还原了当年一次关于技术思路的争论。周光召面向彭桓武，似寻求彭公评判，程开甲在其身后微笑不语。

　　中国的核武器研究路线，必须面对两种路径的选择。那时候中国资金有限，时间倒计时，只能二选一。缺少前期试验支撑，原理上都可以，所以两种意见争论异常激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当时的李觉院长让“技术大拿”朱光亚谈看法。朱光亚那时也不到40岁，为人稳重，不爱说话。而一旦发言，总是掷地有声。听取充分讨论后，他建议用内爆式。后来，中央拍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这条路径。

　　几十年后，美国解密当年“胖子”和“小男孩”在日本爆炸的效用，承认内爆式更有效，证实了我们当初的判断。

　　1996年全世界暂停核试之前，美国核试验1179次，中国只有45次。底子太薄了。胡干达说：“但中国人聪明，定的目标是一次试验多方收益。”把每一次试验的参数掰开了揉碎了进行研究，我们积累了很多独特的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路。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而中国研制氢弹用时最短，更是创造了世界核武器科技史上的惊人奇迹。封锁、屏蔽，都没有阻挡当年的年轻人。

　　民间流传着“于敏构型”的故事，说五大拥核国家的氢弹理论模型只能分两类，中国的和外国的。中国能够以最快速度实现从核裂变到核聚变的飞跃，关键是于敏的物理贡献，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当然，九院以及于敏本人从不认同这个说法。对核工业人来说，西方那种个人至上的评价标准，不适合九院人集体奋斗、协同攻关的状态。

　　朱光亚对于敏的评价是：从材料、设计到构型，于敏对氢弹的成功研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那一年，1967年6月17日，于敏的超强大脑飞速运转，与九院的同志们一起让氢弹的轰鸣声响彻地球的时刻，他不过41岁。

　　于敏的名字，直到上世纪80年代获得全国劳模时，才算真正解密。

　　在那一代核工业年轻人中，王淦昌算是年长的。他一来九院就是副院长，当时条件很差，51岁的他和九院其他院领导，一起住帐篷，而让年轻的科技人员住条件稍好些的房子。

　　到今天，与世界并跑的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就是王淦昌1964年首先提出的。这一技术路线，后来被称为“人造太阳工程”，影响了中国核工业几十年，甚至关系到人类文明未来的千年大计。

　　邓稼先也一样，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年他才40岁。

　　因战备需要，1969年九院整体从青海搬迁到四川，分散于川北群山之间。看过《马兰花开》的人都知道，邓稼先与夫人许鹿希常年两地分居。1980年代，许老师终于答应来邓院长工作的绵阳梓潼看看。这是全院的喜讯。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胡干达更是紧张兴奋，他斟酌再三，决定把邓稼先卧室的一张1.2米的单人床换成双人床。

　　可邓稼先进门一看，问，床怎么换了？胡干达如实交代，“从招待所搬来的，让许老师睡得舒服点”。

　　邓院长狠狠地看了他一眼，发出指令，换回去！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无我之后，方能有彪炳史册的成就。后来，邓稼先和于敏，他们都把获得的属于个人的奖金，拿出来奖掖中物院和高校的年轻学子。

　　庄子说，嗜欲深者，其天机浅。苏格拉底说，他要求的东西越少，他离神越近。此之谓也。

　　胡干达说，中物院这棵大树，是全国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勒紧裤腰带种起来的。有了“两弹一星”这棵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之后，我们中国人才算彻底站起来，挺直了民族的脊梁。

　　两弹一星，同样把中国保送成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让对中国欲下杀手的国家，不得不放下身段，甚至咬着牙前来握手。

　　正如习总书记说的，以战止战，能战方能言和。这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