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三代人

　　蓝可是于敏带的唯一的博士。在她眼里，老师于敏思维敏捷、逻辑严谨，他深刻的物理洞察力、快速的数学计算能力和非凡的记忆力让她惊叹，“那是几百年才能出一个的超强大脑”。

　　可为什么于敏不带学生？1980年代，于敏已是学部委员（即院士）。可十几年间，他一直没招到过一个博士生。

　　国之大业，没有接班人怎么行？

　　身边的人分析：一是他要求太高，面试全没过，报考于敏的学生成了“江湖上一个可怕的传说”；二是原子物理类专业太冷门，第一等的聪明人，那个年代都下海经商或出国了。

　　大概要命的是第三，当了于敏的学生户口没保障，那个年月研究生是宝贝，落个大城市户口轻轻松松，但九院并不保证能有北京户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核九院与很多军工单位一样，走上了艰难的“军转民”的道路。胡干达说，当年他们什么都干，洗衣机、电子管、房地产，各种合作各种尝试。但九院人老实惯了，十桩生意九被骗，赔得多挣得少。最惨的是，人才大量流失，不少人去了绵阳市里的长虹电器。

　　1991年6月，蓝可操着四川普通话跟于敏打了个招呼。那是在烟台养马岛的一次强激光研讨会上，她知道，65岁的于敏刚刚淘汰掉两个国内顶尖大学的男生。

　　“太紧张了！”第一次坐在圈子里名声赫赫的于敏对面，蓝可满心忐忑，“在浓密的眉毛后面，他的眼神太锐利了”。她本科是电子科大的，名气比北大清华差远了，他能选上我吗？

　　博士考试成绩出来了，蓝可落榜。

　　没想到，于敏却说：你先来工作吧，考察一年，如果行，明年再给你一次考我博士的机会。

　　中国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大权威，千挑万选要了个落榜生，还是个女的。很多人不明白。蓝可说于敏跟她在一起只谈工作，也从来没有解释过。

　　“他不会跟我谈别的，说起社会上事情，尤其阴暗面，他马上会打断：不管那些，咱们只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就在与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见面这几天，导师于敏身体不好，住院了，一度处于半昏迷状态。

　　蓝可去医院看老师，从书包里掏出一摞材料，“于老师，我们刚刚做了8发物理实验，都很成功，我给您讲讲哦？”

　　她能感觉到，老师的眼皮一抬，那道锐利的目光直射出来。但同时警报也响了。监控仪显示，于敏的血压从140忽然飙升到208。

　　10分钟后于敏的血压才恢复。

　　“我们心意相通。”蓝可说，老师就是为了科研而生的，“我也是。”

　　九院人说起蓝可：人很瘦弱，但影响力很大，工作狂，女汉子，“像于敏”。

　　回想1991年的那次面试，也许，当理想的火苗最萎靡的时候，蓝可的执着和简单，就成了于敏最好的选择。

　　蓝可读博进入九院九所，一个组15个人。后来，年轻人基本都走了：有人下海发了财，有人改换门庭，也有人出国留学，改了行。

　　她舍不得，“我就喜欢科研”。蓝可最喜欢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悬挂着的一张巨幅油画，是当年程开甲和周光召激烈争论的场景。每次经过的时候，她都觉得很踏实，“我喜欢他们留下来的这种氛围”。

　　“杨振宁在美国入了国籍得了诺贝尔奖，也不能接触最尖端的武器领域啊。”胡干达说。到了较量的最高层，拼的不光是技术，还有你背后的那个国家。

　　这句话，说到了很多科研人的心坎里。20年后回头看，蓝可认为那些当年离开的小伙伴，选择了下海出国，其实就是选择了离开大国竞技的核心舞台。

　　这也许就是“国运”与个人成就的关系。

　　“真是天佑我中华，当年在国家最危险的时候，能在西部荒原集中这么一批优秀的青年，把‘两弹’搞出来！”在蓝可眼里，自己这些60后70后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虽然可能无法超越老师，但责任重大，“必须把老一代的精神传承下来”。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中国人被一掌击醒：大国之交，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只富不强，人家照样说打就打。

　　国防白皮书这样定位：“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深陷人才断层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迎来了机遇。

　　但，世易时移，开始富起来的中国很难再找到大批于敏、邓稼先式的人才了。

　　做科研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我。在核工业领域，要冲向新目标，路上的诱惑太多了，那么多岔路、那么多电阻，还有很多小目标……如果一个个面壁人不能激活身体里的小反应堆，恐怕就没有持续的能量，让他们完成更重的国家使命和更大的科技挑战。今天，在核禁试的时代，简单说就是转入实验室里探索武器物理规律，过去的核爆走向微观。在核领域的攀登之路更艰险了。“可控核聚变”，世界战略科技竞争的重要制高点，是人类文明大跃迁最根本的挑战之一。

　　于敏常对后辈们说：我们从无到有，很难；你们现在走向微观可控，更难！这是“第二次创业”。

　　人才淘汰的物理机制

　　中物院的节奏外表上看比北京上海慢一些，处处给人传递一种温暖的淡定。相对于三四线城市，九院人的收入水平不差，能保障他们拥有中上等的物质生活。

　　但表面的安逸下面，九院人有个“死穴”就是教育问题。别的都可以忍，但在孩子教育这件事上，九院人有点不淡定了。

　　上海一个顶级高校“抢”胡建波的时候，拍着胸脯说，尽管来，你孩子附中附小都给你包了，“这个条件真的很诱人，确实有点儿心动”。

　　法涛也有些犯嘀咕，从孩子出生，他们就总能感受到全国时不我待的教育焦虑。“在这个山沟里，会不会耽误了娃娃的前程？”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传统文化，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老一代中物院人，天天工作顾不了家，孩子在山沟里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明明都是海归名校，孩子有的竟连高中都没法上。“核二代”有的只能在单位里从事后勤保障服务工作，有的只能在社会上打工谋生。

　　但无欲无求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法涛只要不加班，周末就开上车，接上夫人孩子，一脚油门去成都。在那个繁华的大都市，听听音乐会看看比赛，让孩子在城市中心的游乐场玩一玩，见识一个四通八达的大社会。

　　没有人，没有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再伟大的事业都不能持久。

　　中物院人事教育部规划教育处处长李科，对九院过去30年人才“流动”规律，有一种近乎物理学的精确梳理：

　　第一阶段是“难招人”。横跨上世纪整个90年代，那的确是一个“卖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年代，人们追求“富起来”，军工“遇冷”。

　　第二阶段是“好招人”。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后，军工重热，国家加大了各种投入，人才对九院“回暖”。

　　第三阶段是“招准人”，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战略牵引的一系列重大创新科技工程项目上马，九院重新找回了精气神儿。

　　李科说，人才成长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而最根本的一条，搞科技的人才，必须尽力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给他们一个赢得事业荣誉最大的舞台。

　　但事实上，这很难。

　　地理位置偏远，严格的保密，社会显示度低，必须克制社会上盛行的物欲和浮躁心态……决定了新生代“面壁者”，只能是个崇尚精神的精英群体。

　　这是一个按照明确可控目标而实施的“自然选择过程”，或者叫做“中物院人才淘汰机制”：

　　首先，高考将这些聪明的脑袋筛选出来，但其中更多的省、市、县状元流向了金融和经济学院。

　　其次，学物理的人都很聪明，改行搞金融驾轻就熟。在选择学物理的人中后来又流走一批。

　　然后，出国深造的人很多为生活所迫或者受到了年薪千万的诱惑，也去了华尔街。

　　最后，清华、北大、中科大这些中物院的定点班学生来到绵阳，又在现实生活的判断中，再次分流一批又一批。

　　……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只有经受住了大浪淘沙的人，才是中物院真正需要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