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弃民”到“华人”

　　观念转变在清末发生

　　在明清很长一段时期里，海外的华人华侨，背负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被封建王朝视为“海外弃民”，一方面是来自西方殖民者以及当地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在许多的文学、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种情况的反映。

　　封建王朝对于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观念转变，大约始于19世纪中期。经历了鸦片战争的震撼之后，清王朝的精英阶层对于海外世界有了更多认知与理解，“开眼看世界”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1866年，清政府派63岁的斌椿等人赴英、法等国考察。这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赴欧考察团。这个考察团担负着调查国外情况的使命，目的之一，是为未来中国向各国派出驻外使节做准备。出使途中，斌椿顺访了一批东南亚港口。华人在这些地区的生活与工作，引起了他的注意，并写出了第一份清朝外交官有关海外华人的实地考察报告。虽然这个报告对华侨华人的着墨并不深入，但有学者认为，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清政府对这一群体的重新思考。

　　1868年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由卸任的原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带领的。同行的两位团员志刚和孙家谷对海外华侨华人进行了更深入的观察。特别是志刚，做出了一份关于旧金山华侨的详细报告。照他的说法，当时那里已经有几万名华人，几乎全部来自广东省。他们有的从事商业，但更多地在当地的金矿干活。1848年，旧金山发现了金矿，世界各地的冒险家、淘金客，立即涌来，其中就包括最早的两名广东人。1849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25名；1850年达4000多名；1851年增至2万人；1852年粤籍华工数量在此基础上又翻了一番。据统计，19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有7000多广东人到达旧金山，其中以台山、开平、恩平、新会、香山、顺德、南海、番禺等地最多。

　　此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故而中国矿工受到明显的歧视。比如，他们要向当地政府缴纳两美元的人头税，而其他国籍的矿工却可以豁免。此外，中国人与欧洲人诉讼，必须有外国人作证，否则法庭概不受理。志刚对这些不平事表达了关注。有学者认为，很可能正是从这个时间开始，清朝的外交官以“同情心”来对待华侨。继而随着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呼吁，清朝方面开始使用“苦力”一词代指海外的华人群体，特别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并逐步消除对华侨的旧偏见，对华侨问题开始有认真而切实的了解。中国第一个赴美留学生容闳，就曾受李鸿章委托，赴秘鲁调查中国“苦力”遭受虐待的情况。限于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他们的努力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海外华人的艰苦命运，但华人群体的生存状况，也的确在不断地呼吁中，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态度的变化

　　引发华侨的报国热情

　　有研究者指出，1876年，两广总督刘坤一开始用“华民”和“华人”称呼一般华侨，用“华商”称呼旧金山的华侨商人团体。第二年，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提议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的奏折中，用“中国人民”和“中国商民”称呼一般华侨，用“绅商”特指东南亚的中国商人。接任刘坤一的张之洞，除了保留了“华民”“华人”“华商”的称呼之外，还以“华工”代替了当时惯用的“苦力”称呼。这些新名词，逐渐为总理衙门和朝廷所接受，从而记入官方的档案。也是在这一时期前后，我们今天熟悉的“华侨”一词开始出现在驻外使节的记述中。

　　这种表述上的变化，表明了清政府对华侨态度的重要转变，从过去的“海外弃民”变为不应再受侵犯的合法公民。19世纪末，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华侨社会变得更为富有，更有组织性，开始有能力与祖国保持更为密切的文化联系。同时，清政府也增大了对华侨的保护力度，如积极鼓励和帮助海外华人群体成立商会，发展教育等。一部分有号召力的侨领，如张煌言、张鸿南等，更被授予官职，以清政府的代言人身份，在海外承担了部分外交、政治领域的职能。清政府还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华侨资本回国投资，如今我们看到的许多知名企业，源头都可溯到早年的侨资公司。中国近代第一家华侨投资的机器企业继昌隆缫丝厂，第二家侨资机器企业广州电灯公司，第一个现代发酵工业企业张裕酿酒公司，就是其中代表。

　　有学者统计，自1862年华侨在广州设立进出口商行开始，到1911年的50年中，他们在工业、银行业、矿冶业、铁路建设与运输业、轮船运输业、农林业等几乎所有的民用产业领域和众多的行业部门，开设了具有现代性质的企业。按照学者林金枝的统计，晚清时期华侨在广东、福建和上海创立的企业总量达351家。这些具有开创特征的企业，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而如果没有对“华侨”观念的转变，这一切，也许并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