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罗曼·雅格布森：《浪漫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新斯拉夫学》，周启超译，载于《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3期，第5—6页）。所以，后来被载入学科历史并且影响至今的1929年布拉格斯拉夫语文学者大会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呼之欲出，作为学术理念的斯拉夫研究得以贯彻和实现。必须承认，1929年，至少在表面上，欧洲帝国秩序被瓦解，不同民族崛起的愿望再一次出现，在斯拉夫世界，捷克、波兰、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等国渴望建立完整独立的斯拉夫学术研究的理想再一次被点燃，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应然成为学术中心，而后来雅格布森的个体学术经历也充分展示了斯拉夫学者的世界影响，为后来远离斯拉夫世界的斯拉夫研究打下坚实基调。1929年，世界斯拉夫语文学者会议给予斯拉夫语文学以新的方向，这一方向至今并没有随着地缘政治变化而剧变。这一点在2018年贝尔格莱德世界斯拉夫大会中仍然可以发现。

　　1929年，布拉格斯拉夫语文学者提炼的主题为历史、文学、语言学和教学法。本次大会共有544名学者参加，作为语言学家、符号学家，俄国形式主义以及布拉格语言小组和后来纽约语言小组的核心成员，罗曼·雅格布森的诗学思想成为会议主流，著名的法国结构主义的灵感正是 “来自于索绪尔和罗曼·雅各布森的语言学，以及克劳·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雷纳·韦勒克著：《近代 文 学 批 评 史》[第 六 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512页）。1942到1949年，雅格布森先后在纽约“自由高等研究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等地出任斯拉夫与比较文学教授，就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的文学语言做专门深刻的研究，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斯拉夫文论构建，并且将之纳入世界文学与世界历史范畴，隶属文学、语言学与语文学的整合图景。雅格布森所涉猎的斯拉夫文学与语言学，捷克文学，斯拉夫民俗学以及中世纪斯拉夫研究，对于西方文学、语言学和哲学产生重要、深远的学术影响，雅格布森被认为是“美国现代斯拉夫学的奠基人”（C.E.汤森:《美国斯拉夫学发展简况》，方也译，载《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3期，第70页）。

　　1929年布拉格大会之后，斯拉夫学者一致认为，布拉格斯拉夫语文学者的贡献集中体现为确认了共时和历时意义上研究语言事实，虽然功能结构（专门历时）语言测试系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它必须诉诸实践，历时和共时的研究方法得到确认，必须为这一实践寻找材料，是斯拉夫语文学学者的使命。概括来讲，这一基于实证主义观念的研究理想一直是世界斯拉夫大会的宗旨，在2018年会议中，来自美国的学者巴兰·亨里克就现代斯拉夫研究方法发表演说，依然是以罗曼·雅格布森美国斯拉夫学发展为例，关于雅格布森的研究始终是斯拉夫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诗学普遍性是其研究要义。

　　继1929年布拉格会议之后，特别值得关注的应该是

　　1955年贝尔格莱德大会。在“解冻”图景中，这次斯拉夫大会就会议组织形式、创建斯拉夫研究文献目录、交换出版物等问题进行讨论。整理二战后斯拉夫研究成果、同来自不同国家的斯拉夫学者保持密切学术合作、给青年学者以援助等决议，也都在此次会议上得以通过。来自斯拉夫国家和其他非斯拉夫国家的学者在贝尔格莱德这一中间地带集会，于9月15日至21日召开斯拉夫大会，大会再次强调语言、文学、历史和民俗是斯拉夫大会的讨论主旨。会议也通过了组织机制，即决定采取委员会制度，命名为国际斯拉夫学者委员会（MKC）。协会是建立在各个斯拉夫国家委员会基础上的科研机构和学术组织，意在延续1929年布拉格传统，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发展和建立在斯拉夫语言、文学和历史等领域的科学合作。申请加入这一学术组织的国家或者自己创建独立的斯拉夫研究方向，或者选择加入已有的主题研究委员会。MKC下设普通语言学协会、斯拉夫历史、古斯拉夫词典、斯拉夫学历史、语音学与音韵学、斯拉夫构词学、中世纪斯拉夫文化、词源学等协会，除斯拉夫国家之外，欧洲其他国家、美国、日本等也是MKC成员。比如在2013年明斯克斯拉夫大会上就增设了现代斯拉夫修辞协会，成员包括波兰、奥地利、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等国家。2018年贝尔格莱德会议8月23日其他学者休会一天，31个协会召开例会讨论工作计划。我国目前尚没有加入MKC。

　　作为语文学和文化转移的斯拉夫观念

　　秉承1929年斯拉夫语文学者大会精神，讨论现代斯拉夫研究首先必须面对斯拉夫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各个民族语言研究，实证主义精神在这里并没有被摒弃。举例来讲，斯拉夫语言单元在2018年贝尔格莱德大会上细分为若干话题，笔者在这里一一列出，或可给我国斯拉夫学者做一参考。比如，在词源学与斯拉夫语言比较历史研究项下划分为原始斯拉夫语言的产生、原始斯拉夫语言与原始波罗的海语言的相互作用问题、原始斯拉夫语言及其方言问题。同时，讨论斯拉夫语言演化历史，非斯拉夫语言与语族对斯拉夫语言的影响，古斯拉夫语言与教会语言研究，古斯拉夫语言与宗教语言对于斯拉夫标准语言的影响等。单就斯拉夫语言历史的话题，就包括了语言语法历史、传统研究领域的语义学和词汇学、语言交往条件下的斯拉夫语言发展和在不同历史时期民族标准语言及其与民族方言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言研究强调必须绘制详尽的斯拉夫语言地图，强调语言地理学研究、语言地域分布和传播情况、地域语言学对绘制方言地图的影响，具体实践操练环节则提出应该将保护方言动态活力和简化问题结合起来，比如重新编纂方言词典。和方言对比研究的城市语言研究则是加强斯拉夫民族方言和非斯拉夫语言交流，分析方言对于城市语言的干扰研究以及在大众传媒领域的方言研究。

　　众所周知，斯拉夫语言中语法体系极为复杂，所以除了语言修辞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传统话题，本次大会也讨论语言的跨学科研究，其基本学理根据是跨学科研究或许在学科合法性方面要求更高，但是不可回避的是社会语言学，语言政治学范畴内的斯拉夫民族语言研究，欧盟语言政治和教育政治背景下的斯拉夫语言学习和研究的二语习得已经形成，必须面对。基于此，心理与神经语言学研究、语言文化学、民族语言学、类型学研究、计算机语言研究、.网络资源斯拉夫语言学研究和教学法研究必须呈现，作为总结的是如何整合现代斯拉夫语言标准化和规则问题，其标准语言的界定和功能发展也成为热点问题。

　　而相对于语言学意义上的“准确性”问题，作为文化转移的斯拉夫研究在2018年贝尔格莱德大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辩论，辩论的焦点还是学科发展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是关于所谓范式的争论，是反对语文学所呈现出来的保守主义的辩论。比如斯拉夫文学与中世纪文学、中世纪文学诗学研究、中世纪文学体裁研究、中世纪文学与文化相互关系研究等涉猎文化转移和对比研究都成为一种“学术存在”而受到格外关注。斯拉夫文学修辞研究、文学传统和今天斯拉夫文学研究、斯拉夫文学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现代斯拉夫文学理论视角研究都参与到这次会议争论当中。

　　斯拉夫文学的文本研究、斯拉夫文学与非斯拉夫文学相互作用、信息技术时代斯拉夫语言与文化问题以及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学视域下的斯拉夫文学与文化研究、不同历史阶段斯拉夫文字发展、.斯拉夫文学中的基里尔和梅福季文字传统在今天的研究以及如何界定斯拉夫语言文字的新里程碑研究，上述种种问题直接关联到现代斯拉夫文学翻译。必须坦言，现代斯拉夫文学在翻译过程中遭遇很多问题，比如，翻译进程研究，语言学和其他文化符号传递特征，斯拉夫文学与文化翻译中的古希腊传统、拜占庭传统、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传统研究，作为哲学思想、宗教和政治思想研究的斯拉夫文学翻译，而这些无不涉及现代斯拉夫历史研究方法论和文学批评问题。具体来讲，.斯拉夫文学与文化期刊研究，媒介、诗学、修辞与体裁的参数变化，民族文学史的解构与建构，政论研究与大众传媒，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的绝对性与模糊性研究，斯拉夫文学批评价值研究，等等，如果将这些“不准确”问题加以总结，则是斯拉夫研究如何面对21世纪智识世界的问题，是欧洲化、全球化与斯拉夫文学的问题，是斯拉夫文学与文化相互交融问题，是文学与文化的乌托邦——泛斯拉夫主义、现代世界的斯拉夫学与后殖民问题、斯拉夫文学与文化中的移民以及迁徙问题的研究。

　　至于斯拉夫文学与文化中的人类学视角和社会学视角，本次大会回到本体论视阈，不逾界，命名为“我们和其他”。讨论内容涵盖欧洲文学文化范式与斯拉夫文学文化范式，斯拉夫侨民文学研究，国际学术背景下的斯拉夫民间传说、民俗学和神话研究。溢出斯拉夫世界的外国学者们争议不断的仍然是“斯拉夫学”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在对于斯拉夫研究历史的重新爬梳，斯拉夫研究学派及其对语言学和文学的影响，教育史和思想史中的斯拉夫学。

　　质疑声音还是来自斯拉夫研究如何做到转型问题，即理论与方法论的转型，包括斯拉夫研究方法论的传统与创新，人文学科的斯拉夫主义和新范式，作为比较研究视角的斯拉夫学，斯拉夫学与文化学，广义与狭义概念中的斯拉夫研究，斯拉夫国家作为斯拉夫研究的历史、社会和经济责任，斯拉夫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等。比如学者А.С.多贝奇娜提交的报告是《苏联和后苏联斯拉夫研究领域内（1917—2017）保加利亚第二王国（1185—1204）的研究流变》，强调历史文本自身和学术史研究以及作为斯拉夫精神传统等几方面问题的叠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