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短意长。5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一经面世，便以18页的短小精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份报告到底有多短？一个具体的数字恐怕少有人注意到——笔者将已在媒体上公开的最高检工作报告（审议版）导入文档查看，字数统计一栏赫然写着：10089！这还是包含了报告标题和每一个标点符号的字数。这个数据与历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相比，竟是最短的之一。但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份报告还是跨年度的报告，不仅报告了一年多的工作，还包含着今年特殊的检察履职战“疫”情况。如果算上这些因素，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的“相对长度”堪为最短。

　　最短的报告承载量如何？正如一家敏锐的媒体评论的那样：这份跨年度的短报告，给了人们跨年度的惊喜——内核丰满，意蕴深远。

　　在笔者看来，尤其影响深远的是两个“首次”——首提20年刑事犯罪办案数据，引发司法政策思考；首提“案-件比”，为案件质量提供新标尺。两个首次传递一个期待：从“本”上发挥更长的治效。

　　报告专门分析了1999年至2019年20年间的刑事犯罪变化情况：1999年至2019年，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16.2万人降至6万人，年均下降4.8%；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占比从45.4%降至21.3%。与此同时，“醉驾”取代盗窃成为刑事追诉第一犯罪，扰乱市场秩序犯罪增长19.4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增长34.6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增长56.6倍。

　　这样大尺度的办案数据，在建国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背景下，相当于一部近些年“法治截面史”。记录并公布这样的“法治截面史”，有何深意？笔者以为，至少有三重意义：一是体现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法治进步的突出成效。二是为国家治理、顶层设计提供重要参数依据。三是体现出检察机关自我加压，以司法理念的跟进，更加精准、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对于多数人而言，今年的检察工作报告中，“案-件比”是个新词。或许不少人都以为，“案-件比”是个专业司法词汇，与大众百姓关系不大。其实不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向大会报告这项新工作时，赢得的掌声表明，代表们完全认同、给予肯定，更是鞭策。

　　作为衡量案件质量的新标尺，“案-件比”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抓“案-件比”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检察机关通过“案-件比”的管理指标设计，就是要形成一个导向：进入司法检察机关的案件，不是只要有法定理由，就可以任由程序“空转”，必须看有没有解决问题，在自己的办案环节、程序中有没有实现案结事了。从这一设计初衷来看，不难看出创设“案-件比”的意义：减少老百姓的讼累，促进案结能够“事了”；倒逼检察官提升办案能力，提高办案效率；挤压程序空转的空间，节省司法资源。

　　殊途同归。从表面上看，公布20年间刑事犯罪办案数据和创设“案-件比”都是检察机关在“给自己加压、找事”，而其实质又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寻求司法规律、倒逼自己提升。

　　风物长宜放眼量。最短的报告承载20年间刑事犯罪办案数据和“案-件比”这两个颇具创新更具后发力的内容。事实上，这两个“硬核”爆点，其深意绝不是当下就能一言以蔽之的，其后发意义——以此为开端的后续深化跟进效果更令人期待。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我们期待着，这份更短报告的“更长治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