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与张鷟《龙筋凤髓判》齐名的，是白居易的《甲乙判》。一提起白居易，无人不知他是位列李白、杜甫之次的唐代大诗人。但是，要说他判词写得也好，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元稹曾说：“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其中一长，即为判词。从判词发展史来看，至有唐方批量产出。有唐一代，有个人判词专集行世的，亦只两人而已，而白居易又居其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唐朝判词，“今见于《文苑英华》者颇多，大抵不著名氏。惟白居易编入文集，与鷟此编之自为一书者，最传于世。”白居易与张鷟之间，白又见长。因此，说白居易是中国判词“第一人”，亦不为过。即使白居易不写诗，仅以那一百道判词，也足可名垂青史。

　　时光倒回到唐德宗贞元三年。当时年仅十六岁的白居易怀揣进士梦想，千里迢迢赶到长安，叩请著作郎顾况举荐。顾况一眼觑到诗卷上“居易”二字，不无揶揄地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但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映入眼帘，又顿时改容：“道得个语，居亦何难，前言戏之耳。”获此肯定，白居易百感交集，一面回忆起“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岁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的日子，一面又对未来充满憧憬：“倚马爰来，衣锦还归去，以文得禄，亦足为荣。”讵料，长安居不易，登科第更难。此后经年，白居易“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如此苦学力文，却直到二十七岁方从乡赋。

　　贞元十六年二月，白居易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取进士，此时他已二十九岁。不过，在同榜十七名进士中，他还算是最年轻的。“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记录的就是这一荣耀时刻。又隔两年，即贞元十八年，在吏部侍郎郑珣瑜主试下，白居易试书判拔萃科，及第。为了准备这个考试，他写下大量判词，《白氏长庆集》收入一百零一道，扣除当年“书判拔萃科”试题“毁方瓦合判”，刚好一百道，因此世称“百道判”。又由于均不列当事人之名姓，概以甲乙丙丁假设，因此又称“甲乙判”。

　　白居易不仅凭着“百道判”成功登科，他的这些判词，更成为日后考生学习的范本。白居易《与元九书》谓：“日者又闻亲友闲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元九即是元稹，他也是贞元十八年书判拔萃科及第，及第后又与白居易一道，同授秘书省校书郎之职，因此，元白得有“书判同年，校正同省”之缘。此后经年，金石胶漆，死生契阔。对于白居易的判词，元稹也曾由衷称赞：“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

　　白居易的《甲乙判》，虽然只是准备科举的习作，但“也并非仅具空洞的程式意义”。正如谢思炜所云：“其判题除广采前代经史外，还有大量内容涉及唐代现实的法律问题，并直接反映了中唐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选举、婚姻等各方面问题。”至于判词的文风与水平，洪迈《容斋随笔》则不吝赞美之词：“……若此之类，不背人情，合于法度，援经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钱学士所能及也。”我们在《引经断狱有回响》一文当中已经先期欣赏过一道白居易的判词，这里再介绍两道。

　　首先是“冒名事发判”。案情为：“得丁冒名事发，法司准法科罪，节度使奏丁在官有善政，请免罪授真，以劝能者，法司以乱法，不许。”翻译成白话就是，查得丁冒名诈官，法司依照法律予以科罪，节度使上奏说情，称丁为官期间颇有善政，请求豁免其罪，以励能者。法司认为这样会破坏法治，不许。白居易判曰：

　　宥则利淫，诛则伤善；失人犹可，坏法实难。丁僭滥为心，僶俛从事。始假名而作伪，咎则自贻；及励节而为官，政将何取？节使以功惟补过，情欲劝能；宪司以仁不惠奸，议难乱纪。制宜经久，理贵从长。见小善而必求，材虽苟得；逾大防而不禁，弊将若何？济时不在于一夫，守法宜遵乎三尺。盍惩行诈？勿许拜真。

　　这道判词，态度极其鲜明，结论毫不含糊，那就是，必须“惩行诈”而“勿许拜真”。值得玩味的，是得出这一结论的具体过程。以下试做分析。

　　礼法并用，一准乎法。白居易曾云：“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本篇判词，首句即不俗。前两句：“宥则利淫，诛则伤善”，系援引《春秋》经义，语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照此经义，赏僭与刑滥之间，无疑当选前者。事实上，白居易也一直主张“理大罪，赦小过”，“裁以法度絮以仁”。但他所讲的“赦小过”，是对黎民百姓而言，对于“真伪争进”“巧诈成奸”的吏部之弊，则力主革除。所以，笔锋一转，又跟上了后面两句：“失人犹可，坏法实难”。意思是说，善为政者，既要“官得其才”，也要“事得其序”。“举不失德”，方能“野无遗贤”。如果赏宥过度将会败坏法治，那就宁可选择“失人”。寥寥四句，见微知著，礼与法“迭相为用”，“循环表里”。

　　条分件系，逐项回应。大凡诉讼，定会涉及利益攸关各方，好的判词，应对各方主张逐一回应，回应的过程，也是道理逐渐明朗的过程。在本案，白居易就是以回应各方展开法理辨析。对于当事人丁某，确认其“假名而作伪”的犯罪事实，判定其“咎则自贻”的法律责任；对于奏请免罪的节使，不否认其“情欲劝能”的用心，却又提出倘如此则“弊将若何”“政将何取”的疑虑；对于作出原判的法司，则充分认可其“仁不惠奸”的裁判观点。

　　小大相比，短长相较。论完个案，又延展开去，以一连串警句格言，升华出可以普遍适用的治策法理。无论是“制宜经久，理贵从长”，还是求“小善”不能影响“逾大防”，都可举一反三，用为准的；而结尾的“济时不在于一夫，守法宜遵乎三尺”，更是掷地有声，法治精神跃然纸上。

　　再来看“牛马相觝判”。该案的案情是：“得甲牛觝乙马死，乙请偿马价。甲云：在放牧处相抵，请赔半价。乙不伏。”白居易判曰：

　　马牛于牧，蹄脚难防，在故误而宜别。况日中出入，郊外寝讹：既品量以齐驱，或风逸之相及。尔牛孔阜，奋骍角而莫当；我马用伤，踠骏足而致毙。情非故纵，理合误论。在皂栈以来思，罚宜为重；就桃林而招损，偿则从情。将息讼端，请征律典。当赔半价，误听过求。

　　甲牛觝乙马死，乙请偿马价，甲请赔半价，如何裁断？白居易作出了三个方面的考虑。

　　请征律典。司法之首要，在乎正确适用律典。《唐律疏议》卷十五《厩库》云：“诸犬自杀伤他人畜产者，犬主偿其减价；余畜自相杀伤者，偿减价之半。即故放令杀伤他人畜产者，各以故杀伤论。”疏云：“‘自相杀伤者’，谓牛相觝杀，马相踏死之类。假有甲家牛，觝杀乙家马，马本直绢十疋，为觝杀，估皮肉直绢两疋，是名‘偿减价之半’。”白居易“当赔半价”的结论显然符合上述规定。没有直接援引律条，纯是试判体例使然。

　　故误宜别。法律是死的，争端是活的，对于每项争端，均应根据具体情况，分辨区别。首先，故意和过失，法律责任就有不同。判词云，“在故误而宜别”，说的就是这层意思。“马牛于牧，蹄脚难防”，如果不幸发生了牛抵马死事件，原属“情非故纵”，自应“理合误论”。

　　偿则从情。判词进一步提出，赔偿之多寡，还应根据损害发生的情形加以区分，例如，“在皂栈以来思，罚宜为重；就桃林而招损，偿则从情。”本案发生在放牧的地方，显然与侵入人家的马厩有所不同，所以应减轻赔偿。

　　虽然白居易的《甲乙判》与张鷟的《龙筋凤髓判》一样，都是为了应试而作，也都采用骈体，但洪迈对白居易评价更高，他说：“如白乐天《甲乙判》则读之愈多，使人不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认为，“居易判主流利”，张鷟判“则缛丽”。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别，首先是时代大环境使然。张鷟比白居易早生约百年有余，彼时的文风，尚未脱六朝遗风，体现到判词风格上，则是更注重藻饰，“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白居易生逢中唐，古文运动方兴未艾，流风所致，判词风格亦向朴素实用转变。

　　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中曾说：“其实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日主张复古之健者。”白居易不仅创作丰富，亦有系统的文学主张，他的许多独到之见，无疑也影响了判词风格的形成。

　　文以载道。写文章是为了什么？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自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在《与元九书》中，他又指出：“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美轮美奂、如泣如诉的《长恨歌》《琵琶行》固然受到热捧，朴实无华、“伤民病痛”的《秦中吟》《卖炭翁》他也同样爱重，所谓“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若把文章比作一棵树，则“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写《公牍学史》的许同莘对白居易佩服之至，认为他“立身本末，无不合乎道”，只是“余事作诗人耳”。并说：“诗者，载道之文言。若止嘲风雷、弄花草，则于六艺尽去矣。”

　　文体意识。白居易不惟能诗，亦擅各类文体。《旧唐书·白居易传》就曾说：“凡朝廷文字之职，无不首居其选。”他所撰写的各类书诏批答，“禁中号为‘白朴’”，引为矜式，“每新入学士求访，宝重过于《六典》”。元稹的《白氏长庆集序》更是详尽列举了白居易各类文体之长：“夫以讽喻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言律诗百言而上长于瞻，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表、奏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这说明，白居易有着非常自觉的文体意识，他也确实在这些文体的写作上下了前人所未下的功夫。不同文体有不同文体之体制要求，要想成为文章大家，必要具备几套笔墨，做到写什么像什么才行。

　　文贵通俗。苏东坡曾有“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的名言。所谓“俗”，是指“通俗易懂”，这正是白居易诗文最典型的标签。王安石说：“天下俚语被白乐天道尽。”为什么要用俚语？是为了“老妪都解”。宋僧惠洪《冷斋夜话》曾说乐天：“老妪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虽为传言，但也符合情理。“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如朝云无觅处。”似这类白话诗，老妪定是能懂。又据说，在当年，会诵白诗的歌妓身价会比别人高，她会说：“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 就连宣宗皇上也说过：“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诗歌如此，判词亦当如此。判词处理的是芸芸众生的平常故事，又是讲给形形色色的当事人听，要想让人听得懂，非明白通俗不可。

　　这便是白居易留给我们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