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唐朝，就来到了宋朝。当此时，不禁想起所谓的“唐宋变革说”。

　　把整个历史时期分成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世史，是西洋史研究所惯用的。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首次将这样一个“三分法”运用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并且提出了一个“唐宋变革说”。在《中国史通论》一书中，内藤湖南认为：“在唐宋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中古与近世的差别。从这一点而言，中国的近世时期可以说自宋代开始。”那么，宋代中国在哪些方面体现了近世社会的特征呢？另一位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一书中列举了以下三点：成为经济统一体，新文化快速发展，国民的自觉意识也开始萌动。

　　与此相应，宋代的法制也表现出与唐以前不太一样的样貌。例如，唐代的法学世界观基本是承袭汉代而来，并无太多的创新和突破，而宋代却诞生了更为细密的理学世界观，并对元、明、清各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如， “宋代法典之多，实前古所未闻”。就像梁启超在《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中所说，“盖终宋之世，迨靡岁不从事于编纂法典之业”，“亦可谓集千古之壮观矣”；又如，在宋代，还出现了较为发达的法医学（例如宋慈的《洗冤集录》）和判例法研究（例如郑克的《折狱龟鉴》）。因此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法律，到了宋朝，才发达到最高峰。”

　　说起宋朝的新气象，不能不说说印刷出版。西方有句名言：“没有古腾堡就没有宗教改革。”古腾堡是德国美因茨人，由于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机，而使得《古腾堡圣经》能够实现“日传万纸”。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木版印刷，就没有唐宋变革。”正如日人小岛毅所指出：“世界上最早盛开印刷出版文化之花的是宋代……印刷物的普及，把人类自古以来的智慧播及街头巷尾。不仅新发现、新发明，包括唐宋变革本身，也与文化的普及密不可分。”法律也是如此。宋代以前的律典都是写本，只有到了宋代，新旧律典才开始被雕版成书，法律的普及也才成为可能。

　　印刷出版的普及也给法律教育和法律考试带来深远影响。仁宗天圣四年，朝臣孙奭说：“诸科唯明法一科，律文及疏未有印本，举人难得真本习读。”仁宗因而下诏刻版颁行。在北宋中叶，法律读物甚至走向了村校。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南宋桂万荣在担任余干县令时发现，“今吉、绮等府书肆有刊行《公理杂词》，民童时市而诵之。”宋末周密的《癸辛杂识》则记录了民间“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

　　宋代的科举也有变化，不仅将竞赛选手扩大到了社会各阶层，而且，法律考试的种类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较之各代，也是首屈一指。不仅设有“书判拔萃”“试判”“试身言书判”，而且还有“明法”“新科明法”“试刑法”“呈试”“诠试”等等名目。即使是进士、武学、算学、画学等科目，也要试律断案，并且不再像唐代那样，一味强调“文理优长”，而更注重“引律入题，准法析理”。这一点，恰是与近世文化的演变同步的，其突出特点是，由重形式日益走向重内容；由过去的贵族文学，变为庶民的东西。

　　前述所有“近世”色彩，都是促成宋代判词变革的社会文化基础。宋代的代表性判词，收录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它不仅是判词史上第一部实判专集，更是宋元明清各代判词文体的滥觞之作。其主要特色是，在文体上，它一扫唐代判词的骈俪堆砌之风，“文皆散行，绝无俪语”；在内容上，则注重说理，引律为判。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谓：“是宋人判牍之体，与今人同。”换句话说，到了《清明集》，最为接近现今体制的判词终于出现。日人小岛毅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一书中更是认为，《清明集》的明代刊本被发现后，立即“在全世界的宋代史研究中掀起了一场‘清明集’热”。我自己品读之后也认为，《名公书判清明集》堪称古代判词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

　　罗马不是一夜建成的，变革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名公书判清明集》并非在宋初即已出现，而是到了南宋才得编纂而成。一如宋代洪迈《容斋随笔》所言：“国初尚有唐余波，久而革去之。”这个“余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仍像唐判那样“以俪偶为工”。不过，据许同莘《公牍学史》考察，在宋代，“其以俪偶为工者，惟科举试判词沿唐人成式耳。官司常行文牍，实不如是。”北宋时期仅见的一部判词集《武溪集》，就是试判之作，也一仍骈四俪六之体，尽管如此，却也有了与唐代《龙筋凤髓判》和《甲乙判》所不同的样貌，就连不太喜欢骈判的洪迈都说它“粲然可观”。所以，在品评《名公书判清明集》之前，我们不妨先领略一下这部判词的风采。

　　《武溪集》的作者是余靖。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自少博学强记，天圣二年举进士，天圣八年试书判拔萃。入仕四十年，敢言直谏，司职甚勤，虽沉浮宦海，但有死不避。官至工部尚书，赠刑部尚书，谥曰襄。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余靖就是以范仲淹“朋党”的身份而名闻天下。宋仁宗景祐三年，爆发了一场“朋党之议”，范仲淹因“言事无所避”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被罢去权知开封府职务，远谪饶州。谏官、御史对此均不敢言，三十七岁的集贤校理余靖却第一个站出来为他上书鸣不平，结果也被贬为筠州监酒税官。被定为“朋党”相继被贬的，还有尹洙和欧阳修。时任馆阁校勘的蔡襄为此作了一首《四贤一不肖》，传播极广。所谓四贤，指的就是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后来，重返阙廷的余靖又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辅佐仁宗，推行庆历新政，不意复又遭人谗毁，重演朋党之灾。欧阳修为此曾专门写过一篇《朋党论》，其云：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

　　余靖与范仲淹、欧阳修，就属同道、同心。范仲淹的人生准则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欧阳修为余靖所撰墓志铭则云：“公为人资重刚劲，而言语恂恂，不见喜怒。”虽然余靖的诗文不比范、欧，但作为能有判词行世的北宋唯一之人，也足可笑傲青史。

　　还是来说说他的《武溪集》吧。这部文集，是由余靖之子、屯田员外郎余仲荀为父编成。至于书名的来历，丘浚所作明成化本《武溪集》序云：“岭南人物，首称唐张文献公、宋余襄公。二公皆韶人也。韶郡二水夹城流，自泷来者曰武溪，浈水自庾岭下，与武溪合，是为曲江。张公既以曲江名其集，余公之集名以武溪，盖有意以匹张欤？”《武溪集》体裁广泛，诗、序、论、记、制诰、表、启、杂文、墓志、奏议，不一而足，其中判词则有两卷，合计51篇。黄志辉在《武溪集校笺·前言》中说：

　　余靖现有的判词，相当完整地保存了御试、秘阁试和私试的原貌。举凡诗礼教化或政经刑法，其所应对，均事著典章，理资沿革，随手拈来，是非互见。贵在识时度事，不袭常规，顺变从权，协于大中。不但研究宋代法制史可资参证，也是古代文体学不可多得的教材。

　　我们选取其中的两道判词以为欣赏。其一是“拷掠弗承判”。制判事实为：“庚为狱官，拷囚数满不承，欲取保放之。法司云：‘赃状露验，宜据状断。”判曰：

　　拷掠弗承，诚宜判遣，赃状或露，亦可稽详。苟再思而不疑，在两端而必叩。庚也职司丛棘，伏念幽囚。缧绁之中，五听备研于辞色；捶楚之下，三讯未穷于是非。眷兹狱法之官，各以律令为据。司圜以搒笞既极，不加刑焉；执宪云踪迹可寻，断斯狱矣。然则五毒备至，有词者难俾伏辜；九章甚明，隐情者不宜免戾。至若事必先于审克，罚无疑于滥施。昔汉祖柏人，贯高被刺肌之痛；楚相亡璧，张仪沦刻骨之冤。皆出狐疑，终闻开释。若乃杀人者既彰实状，坐赃者已获见资。且明白而可知，谅结正而无枉。非此物也，胡可比焉？理贵从宽，法难任意。

　　本案涉及的是刑讯逼供，这是一个绵延于整个中国法制史的古老话题。刑讯起源于何时？《史记·李斯传》里就有他被“搒掠千余”的记载。《汉书·路温舒传》则说，路温舒在汉宣帝即位时上疏：“夫人情安则乐生，病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因此通说认为，“后世讯囚用笞杖盖从汉律也”。“讯刑”被视为“中华法系的癌”，停止“讯刑”之议也代代皆有，但正如杨鸿烈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中所指出的：“老实说来，就在民国成立之后，‘讯刑’也并未完全消灭。”难能可贵的是，早在千余年前，余靖就对“讯刑”问题有了理性之论：“缧绁之中，五听备研于辞色；捶楚之下，三讯未穷于是非”。“五毒备至，有词者难俾伏辜；九章甚明，隐情者不宜免戾。”行文虽仍属四六骈俪，却句句说理，迨无藻饰。

　　其二是“欲从轻法判”。制判事实为：“狱囚未断而格令新改，法司引后敕为正。判云：‘犯时格轻，新令稍重，欲从轻法’。”判曰：

　　沿革异宜，虽遵后命，俘囚待弊，必从轻典。当顺以宽之教，庶廓在宥之怀。眷彼庸材，齿于编户。出作入息，方承荡荡之风；恶稔贯盈，遂陷恢恢之网。聿罹昭宪，乃寘圜扉。词置钩金，将成于具狱；令行徙木，忽改于旧章。既丹笔之未书，故两端而起议，将垂经世之范，犹疑在禁之人。宪司以其命惟新，何可废也；从事以惟刑之恤，不已重乎？再详抵禁之初，方当改度之始，刑必当罪，法宁与人。且除旧以布新，虽宜舍旧；奈先轻而后重，姑合适轻。令式具陈，古今共贯。纵利百而变，弗取乐成；稽画一之规，固闻前定。俟其来犯，乃用新书。

　　本案涉及的是刑法适用中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有研究者认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法律的溯及力问题并未得到重视，直至清朝末期，相关内容才见诸于法律文件之中。”其并举例说，宣统二年颁布的《暂行新刑律》第一条确立了刑法向后生效的原则，并允许有利于犯罪者的溯及既往。但在本道判词中，余靖就相当充分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沿革异宜，虽遵后命，俘囚待弊，必从轻典。”“且除旧以布新，虽宜舍旧；奈先轻而后重，姑合适轻。”逻辑严谨，法味儿十足。而这一切，都是“刑必当罪，法宁与人”这一法律哲学之下的必然产物。

　　善四六、工辞华，《武溪集》确存有唐之余波；懂专业、爱说理，余襄公又实为《清明集》诸名公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