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大陆的观点看来，英国所得税首先是有一套有效的实用的评估和征收方法，其次是税收收入的高弹性，即税收收入可以随国民收入和财政需要的变化而灵活变化。

　　英国所得税制度，开征后不到20年被废除，废除后不到30年又以临时的名义重新开征。虽说临时征收，但年复一年，终于成为最重要的永久性税收，且被其他国家仿效、引进。从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大陆的观点看来，英国所得税优点多多，首先是有一套有效的实用的评估和征收方法，其次是税收收入的高弹性，即税收收入可以随国民收入和财政需要的变化而灵活变化。

　　税收收入的弹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税收收入随国民收入的提高而增加，却无需变动税率。这一点，在实行比例税率的税制下，是容易做到的，而实行定额税或分摊税就不容易做到。英国史上的一些从价征收的关税、从价征收的消费税，都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国家税收也随之自动提高。英国所得税主要实行比例税率，因此收入也是随着经济增长或国民收入的增加而自动增加。这一点，在今天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但放到英国和欧洲的历史上看，就有些新颖。

　　英国历史上的税收，间接税主要是比例税，按课税货物价值或数量的比例征收，价值高，数量多，税收自然就多；价值低，数量少，收入自然少。所以，国家经济发展，交易增加，都会促进税收的增加。但是英国早些时候的直接税，往往不是比例税，而是分摊税。所谓分摊税，就是说，如果国王需要一笔钱，就向议会提出申请，议会认为可行，就批准征收一个数额固定的税收。然后按照这个总额，在全国各地分摊。因为是分摊，也就不存在确定的税率。分摊税不但在查理二世时期大量征收，在光荣革命后也征收。光荣革命后议会曾征收一种叫做“捐贡”的直接税，尝试按比例征收，结果税额连年下降。不得已，1697年仍然恢复征收固定税额的分摊税，这种税就是英国的土地税。英国土地税此后征收数百年，在全国是一种分摊税，确定总额后分摊给各地。各地则根据当地分配到的税额，对土地进行评估，确定具体税率。这就决定了各地的税率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分摊税的总税额是固定的，不大可能随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变化而调整。如果需要调整，需要重新申请议会批准，重新设定新的总额，重新在全国进行分配摊派。由此可知，分摊税是非常僵化的税收。

　　分摊税在欧洲大陆更为流行。在当时大陆潜在的思想和观念中，由国民收入增加而产生的盈余，必须留在人民的口袋中，它的任何部分都不应自动地转移给政府，除非得到议会授权。也就是说，政府税收是由议会确定的固定份额，除了这份定额的收入，政府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增量部分，这些增量归人民享有。不管国民收入有多大的提高，政府收入应是一个定额，轻易不能提高。如果政府要增加收入，必须获得重新授权。

　　所得税与分摊税是完全不同的，国家从国民收入中分享收入。经济发展快，国民收入多，国家从中获得的税收也多。这种情况下，国家也有更大的积极性发展经济，改善国民收入。从十九世纪后半叶，也就是所得税重新开征后，英国政府就在不改变所得税税率的情况下，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收益。在实行每镑征收4便士的税率下，1866年所得税收入为575万镑，1867年为600万镑，1871年为625万镑，1873年为750万镑。税率不变的情况下，税收的增加额是很大的，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人们的所得也增加了，国家从中分享的收入也增加了。

　　税收收入的高弹性的第二个特点是税率调整也比较灵活方便，其税率一般是按照一镑中征收多少便士计算的，从每镑征收2便士（相当于百分制的0.83%）到超过1先令（1镑=20先令，1先令=12便士）不等。在所得税重新开征后，几乎每年的预算，都会根据政府支出需要，对所得税税率进行调整，即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或减少若干便士。在1875-1876年，税率只有每镑2便士，而在1856-1857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和1903年的布尔战争时，由于支出需要大幅增加，税率达到16便士。通常年份一般保持在4便士和7便士之间，也就是在1.6%-3%之间。当然，无论是每镑2便士还是16便士，按照百分比计算，税率一直没有突破10%这样一个被认为是税收禁区的最高极限（这个极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完全突破）。可见英国所得税税率的调整相当灵活，能够适应支出变化的需要。

　　英国税收的高弹性特点，受到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欣赏和赞扬，所得税也被各国学习和仿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大国和美国先后开征了所得税。德国经济学家，新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在1909年就充满羡慕地写到：“如果有了如此能够适应的因素以至使税收得以在240万镑和2400万镑之间变化，如同英国所得税所采取的形式，德国人民该是多么喜悦”。施穆勒羡慕英国人民的“政治感”和“爱国感”，以及英国富人中公正的情绪，正是这些情感使得税收弹性成为可能，并因此通过如此可靠的财政基础支持政府。

　　（作者系财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