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苏志操作过5年、后来20年所维修的卷烟机是德国人制造的。

　　德国人设计、制造的卷烟机当然不是简单的由若干零配件有序组配的死机器，它有自己的性格乃至灵魂，但明白这个道理，苏志是在技术工人的人生路径上反复了几个来回才弄清楚的。

　　干了几年维修后，他慢慢认识到，这些机器不是一个仅仅具备技校生“学力”的人可以应付裕如的。

　　比如，对检修工人来说，第一步，你得知道机器哪儿“有病”？其次，你得知道，需要用什么“药”来“治”？再其次，你得知道，怎样“用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把人类改造自然的技术形象化地用“手”来比喻，用“脑”作为符号形容人的理论思维，他说，“如果人的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部分地借助于手相应地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

　　这段话说出了理论思维的极端重要性。

　　的确，这里恩格斯想说的是，制造蒸汽机的技术或许不高，但问题是依据什么原理、理由、路径、参数等技术理论来制造，一片混沌之前，再多的手，再有力的手，毫无用处。

　　其实，只要尊重事实和逻辑，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或者每个组织（企业、单位、团体）的成长，实质就是自我否定后，又在新的层次上获得肯定的过程，这也就是黑格尔“正题——反题——合题”的逻辑生成路径。

　　到了“合题”阶段，是“否定之否定”的扬弃。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技术工人，苏志也不能免于这个“俗套”。

　　与早年的偏重实操的技术竞赛不同的是，集团领导感到，企业职工仅仅有应付岗位所需的实作技术远远不够，还需要理论的素养和由此而涵育出来的心胸、器量。

　　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更进一步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而作为个体的技术工人，若没有理论思维，也不会使自己获得焕然一新的“蝉蜕”，而没有“蝉蜕”，自己永远不能摆脱经验型工匠的窠臼，无法用系统、理性、缜密的思维来审视职业生涯中所遭遇的技术难题。

　　这样，技术创新无从谈起，即使技术攻关亦未必称心如意。

　　事实上，苏志遇到了这个理论瓶颈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吃经验吃到一定时候就混不下去了。”

　　“混不下去”的压迫感迫使苏志放缓经验的脚步，把经验暂时寄存在人生不多的几个站台，回身去读书，从一个个看似抽象空洞而并诘屈聱牙的概念，逐字逐句去扒梳。

　　这些扒梳和咀嚼，曾令苏志汗流浃背、艰于呼吸，也令他产生“一览众山小”的快感，这种快感有来自集团层面的竞赛获得好成绩，更有来自在上海培训考卷制设备高级技师成功的那一刻！

　　在沪考高级技师如何难，尤其是理论考试准备之难，和笔者交流时，苏志轻轻走过，没有详述，但其师傅张昆华比他早10年的类似经历或许也反映苏志的心声以及行迹：

　　“回忆那场全国烟草技术精英的擂台赛，张昆华至今感喟不已，‘压力大啊，在上海那段时间，我们实际操作不比外省同行差，但文化理论不如人家，只有起早贪黑恶补文化课，早上5点就起床读书，晚上到深夜不敢睡觉，成天把自己关屋里备战考试。居住条件很好，一个人住一个标间，空着一张床，压力最大的时候，没法释放，就把那张床的床垫子竖起来靠着墙，拳打脚踢，用这种方式发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