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庆出身安庆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拉板车的。他曾说过，从9岁至93岁，父亲身上的汗水没干过。

　　1983年，何家庆对父亲谈了自己去大别山的计划。临行前，老父亲送来他一生的积蓄4000元，以及一本账。

　　那张四五个香烟盒纸粘在一起的账单上，是父亲一笔笔写下的，何家庆从上小学起，国家、老师、同学给他的一点一滴的资助：

　　“1955年9月编入永安街小学许维实老师班，许老师送旧胶鞋一双，练习簿四本，学费全免。”

　　“1956年2月许老师班，学费全免，送旧胶鞋一双，洋袜子一双，练习簿三本。”

　　“7日，不知名同学送来棉裤一条。”

　　“1966年1月送助学金7元8角。”

　　“本月10日张爱坤同学的母亲送来单蓝裤一条，短裤两条……”

　　这本账一直记到何家庆工作后，包括单位送来的救济金、救济物资。在账本的最后，老人写下一段话：

　　“读着共产党的书，拿着共产党的钱，好好学习，努力向上，以求深造，成长后要成顶天立地之业，才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那时候，他在笔记本上悄悄写下一句话：给我一捧土，还你一座山。

　　这句话解释了他那些从前不被人理解的行为：极度节俭却花7万元出版了200万字的图书《中国外来植物》；不爱交际不爱热闹，却跟农民有聊不完的话题；不收企业一分咨询费；不热衷职称，对名利淡然……

　　“他经常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和人民，我可能依然是个拉板车的。”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书记刘家友回忆。

　　何家庆喜欢穿那件穿了几十年的中山装。因为那是父亲靠拉板车赚来的钱给他买的。

　　“如果扔掉了这件衣服，等于扔掉了对父亲的感情。我哪能为迎合时代的变化改变我心里面的东西。”他曾这样说。或许，他怕扔掉对父亲的感情，也怕扔掉父亲对他的嘱咐。

　　“父亲遇到过各种非议、质疑，但他很少跟我们聊，我相信这些言语可能在他脑海中也不会停留太久，因为如果一直想着这些负面的东西，他不可能一辈子坚持做这些事。”何禾回忆，父亲总说，他是个“自在人”，不会被外界评论所干扰。

　　这束光照亮希望的未来

　　今年7月份，年轻人都追不上他脚步的何家庆，病倒了。

　　“这之前他刚来潜山调研，看不出有任何生病的迹象，得知他去世的消息真的难以接受。” 安徽省久点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娇红着眼圈说。

　　事实上，病痛早就有征兆。

　　“三四年前，他经常感觉身体不适，每次看到布告栏的讣告时他就开玩笑说，他还能活多久，还能干多少事。” 何家庆学生、安徽农业大学博士后王强回忆，但何家庆拒绝去医院，“怕浪费时间，其实也是对陌生环境的抵触。”

　　由于从本科开始就在何家庆实验室学习，王强与导师的关系亲密于旁人。他有机会深刻体察到何家庆少与人说的孤独。

　　“他有一次在森林里拍到一株比他还高的古老植物，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有人能给我拍张合影就好了。”王强说，“当时正在读博士的我就想着要早点毕业，陪他去野外。”

　　由于安全和体力原因，何家庆很少带学生去长时间野外考察。王强是唯一一个。“出发前，我每天去操场和他跑步，第一次跑的时候，他把我落在后面四圈。”王强说。

　　“每天六点早餐，一直步行到中午，吃完午餐不休息，继续走到晚上六点，中间除了遇到他想拍的植物就不会停。”王强感慨，“我在的时候还能说说话，难以想象，他一个人独行时会经历怎样的孤独。”

　　足够了解，才更感老师的不易与珍贵。

　　“他是一团炽热的亮光。”王强感慨，“可能因为太耀眼了，刚开始很难和他靠近，但当我们读懂它，会理解这种光的温柔，也会成为自己发光的力量。”

　　这束光直到最后一刻还倔强地发热。

　　意识还清醒时，虽已无法进食，只能靠打营养针维持生命，他仍躺在病床上写栝楼产业扶贫的调研报告，并决定逝世后捐出眼角膜，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恢复光明。

　　“父亲在病床上接到种植户的咨询电话时总是急得不行，他对家人的最后一句话，是担心今年的栝楼籽能不能卖上好价钱。”何禾回忆。

　　“再炽烈的日光下都有阴影，我走了，没有闪烁的光彩，余烬虽有星点晶亮，但终究会被湮灭。”在告知女儿病情时，何家庆在微信最后写道。

　　余烬会灭，精神和动力永存。

　　在这束光的照耀下，小时候会埋怨父亲总不陪她的小姑娘何禾，如今也成为一名出色的生态学研究者和人民教师；许多像王强一样的学生选择坚守在生物学领域；陈娇这样的栝楼从业者不仅明白科学种植的重要性，更深知这个行业承载的责任，会努力完成他的遗愿；得到眼角膜的孩子，会用明亮的双眼，替他望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本报记者 操秀英 本报记者吴长锋对本文亦有贡献）

　　新闻链接：

　　我们太需要多几个“何家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