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铜墨勺的高贵

　　“爷爷在琉璃厂有几家店。”除了祖父治印的严谨外，张国维从小到大听说最多的，就是这句话了。但他并没沾到什么光，出生时祖父已经去世，经历“文革”的一次次抄家后，家徒四壁。

　　父亲给他最大的教诲是要朴素地生活。7岁时，张国维就学会了自己洗衣服。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一次参加书画笔会，白雪石先生画画，张国维负责补大印。

　　在茶歇交流时，白雪石说，“我像你这年纪时，那时条件真是艰苦。”虽然不是同辈人，但张国维心有戚戚焉，“我上学时穿着的衣服也是补丁摞补丁。”

　　在张国维书桌上，有一把用了近30年的铜墨勺，至今仍旧不离不弃。

　　上世纪80年代，他刚到单位工作不久。一天下班，不远处一个坐在小板凳上的中年人看见他就起身，轻轻地说，“我这儿有块石头，你能不能帮我刻了?”

　　这个人穿着棉袄，前襟和袖口磨得又脏又亮，张国维常见到他，是住在附近的一个邻居。

　　这人显然是专门在这儿等他，但说话时已经拎起了小板凳随时准备离开，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张国维并没拒绝，说，“您想刻什么，给我写下来吧，下周的今天我给您。”

　　“我原先在这条街上经常看见你爷爷，只是离老远地看着，他要么出门送客，走路像一阵风一样。”老人家喃喃自语。

　　一周过去了，青春欢快的张国维像往常一样骑车下班。出来时看见这位中年人仍旧裹着棉袄在原地等他。张国维递上刻好的印章，说，“我给您配了一只盒子。”说完要走，中年人却突然按住他的车座，说，“等等，我送你个小礼物，我是个钣金工，我给你打了个铜墨勺。”映入张国维眼帘的，是一把制作精美的铜勺。

　　许多年过去了，作为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一次在跟政协做调研的时候，张国维又见到这位老先生。90多岁的老先生一人坐在街口一张竹躺椅上晒太阳。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张国维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印章走上前问，“您还认识我吗?”

　　“记得记得，但我这身体已经不行了，没法做东西跟你换了。明年你再来，可能都见不到我了。”老先生的眼睛潮了。

　　追上政协的队伍后，张国维把这个故事讲给委员听，人们哑然了。有人告诉他，在这一带，这个老工匠被不懂事的孩童们戏称作“老脏猴”。但高贵的人格深植在老人内心里，却没有人能看得见。

　　那把铜墨勺，张国维会一直用下去。是提醒，是鼓舞，也是砥砺……

　　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

　　“天姿颖敏，英年好学，篆刻治印，艺林蜚声。”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已故历史学家史树青这样评价张国维。

　　2005年，张国维成为宣武区政协委员。对于政协，他有着天然的感情。张家最早与政协的渊源，可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这还要说到张国维的祖父张樾丞。现在陈列在国家博物馆里的新中国开国大印，就出自张樾丞之手。

　　1949年6月，全国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周恩来将办理国印之事交给了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陈叔通，陈叔通指定副秘书长齐燕铭具体经办。由于治印技艺超群，经齐燕铭的推荐，垂暮之年的张樾丞参与铸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之印”铜印。

　　在艺术造诣上，张国维得益于文博界老一辈文化名人的提携，不断进步。然而，相较祖父那时名人出入的客厅，张国维觉得自己更像是个“开门诊部”的，什么样的客人都有。有时要给希望看到“国维刻印”的人做演示，但他也喜欢在金石世界之外，从别人口中了解到的鲜活世界。

　　他曾听老人们讲，当时为祖父送葬的人群，队首都走到虎坊桥了，队尾还没出琉璃厂。祖父是个什么样的人?仅仅是一个有名气的老匠人吗?他开始找历史资料，凡是有记录祖父的，哪怕一段、一行字，他都要买回来。于是，从老人们的口中，从零碎的典籍中，一个热情、达观、乐善好施的老人的形象丰满起来。

　　张国维不知道，这些家传早已融在他的血液里了。在微信圈里，常有负能量的消息占据屏幕，片面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作为政协委员，张国维觉得有责任把热心和快乐带给身边人。虽然很忙，即使一个普通的邻居找他刻印，他都会满口答应下来，熬到半夜也要把活儿干完。“凡事要先反思自己。如果你捧给别人的是鲜花和爱，别人会拿刀和剑指着你么?”

　　当了十几年政协委员，张国维关注最多的是老北京街区的保护。菜市口有个“烂漫胡同”，路西现在还有一个朱漆大门，是民国时期著名篆刻家、时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姚华的老宅子，张国维常在那宅子门口徘徊，脑子里回味着《城南旧事》的片断。

　　“存在就是活着的记忆。”他多次参与旧城保护的调研，每次调研都带着对老北京的热爱。在这片热土上，他看到的不仅是童年的记忆，更多是旧时光里那些认真做事、受人尊敬的人们。

　　延续400多年的厂甸庙会由于文化气息浓郁，参观者甚众。琉璃厂1公里长的街道，一天的人流量竟达几万人。由于四周都是小胡同，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他在向区政协提案的同时，还找到了当时的全国政协委员舒乙先生，想请他通过全国政协的渠道进行呼吁。后来经过多方协调，厂甸庙会异地改迁得到了圆满解决。

　　由于在文物单位工作，更加了解长城的历史和问题，市政协组织关于长城保护的调研，他也报名积极参与。“万里长城不仅仅是一块块砖垒起来的，更有着历史文化和诸多可研究的课题。”张国维由此想到他编辑《金石字汇》时的过程———历经数个寒暑，字字要求究稽，无鼓乐无鲜花。从事篆刻工作也是如此，从刻到钤印出拓片，无一不是良苦用心之结晶。

　　大国工匠，世代传承，生生不息。张国维随手拿起旁边一架德国产的徕卡相机说，“许多相机都是四个螺栓，但徕卡的一定是六个螺栓，中间很小的距离也起来要再加两个。”他还曾买过一方旧的砚台，质地上乘，手摸上去就像缎子一般光滑。他笑说，夜里起来上厕所时，都忍不住要摸一下这方砚台再去睡。

　　当别人问到最满意的作品时，张国维永远说是下一个。他希望自己刻的下一个印章，品质也像手里的这方旧砚台一样，即使人们在睡梦中也会惦记。（司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