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军区东湖干休所，张生荣老两口安享着晚年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刘银艳 摄

    人物小档案

    张生荣，江西于都人，1919年7月出生，1931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师职。历任勤务员、司号员、班长、副指导员、连长、股长、华北补训兵团副营长、营长、团副参谋长、团参谋长、165医院副院长兼物资保证处处长、浏阳县兵役局长、岳阳县人武部长和吉首军分区后勤部长等职。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各一枚，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58年晋升为中校军衔，1965年8月离休。

    在记者采访的老红军中，94岁的张生荣是最年轻的一个，但又是最有故事的一个，他的故事全被他一笔一画记在笔记本里，厚厚3大本。从9岁到94岁，他的革命生涯跨度，够长。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没有少走一里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陆定一的长征组诗第一首，是红军夜渡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的真实写照。而3月23日，老红军张生荣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再念起这首诗时，却有着无尽的怀念，那里是他3次报名参加红军，最终达成心愿的家乡。

    “我是于都县平安村人，父亲是村苏维埃主席，当时村里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和儿童团，我9岁就参加了儿童团。”张老说，在儿童团，他当过班长和排长，背上自己做的小木枪，在村周围的路口站岗放哨、查路条。“当时在江西，有革命苏区，也布满了敌人的土围子和反动武装，斗争形势很复杂。”

    “红军经过村里时，儿童团员们要列队欢迎，唱红军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唱着唱着，张生荣也萌生了要当红军的想法。在父亲主持召开参军动员大会时，他也跑去报名，母亲心疼他体弱多病，不同意，可等到张生荣第三次报名时，母亲哭着开了口：“你实在要去，就去一次吧。”

    “1931年10月，正好村里的同学张复清在中央红军独立第3师8团团部当文书，他把我带到了8团团部，让我当了团长的勤务兵。”

    “二万五千里长征，说具体点是中央红军的基本行程，我可以说是扎扎实实走完了全程，没少走一里。”张老告诉记者，长征期间，先后有4支红军部队进行战略转移，由于起始的时间、地点不同，行程也大不一样，只有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1934年10月由江西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到达陕西的吴起镇，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1934年8月间，已调到红22师教导队任司号员的张生荣和战友们接到一个任务，掩护在广东从事地下工作的何长工返回瑞金，他们负责的那一段往返80多公里，这一趟跑下来，年少的张生荣脚肿得跟萝卜似的，下地都要人搀扶，休息了3天才消肿。“没过多久，部队首长对大家说，部队要出发，要打到白区去。实际上从此就开始了长征，那一年我15岁。”

    张生荣跟着部队从江西会昌青塘村向广东边境进发，后又突破湘江封锁线，日夜行军打仗，疲劳得要命。“有时候好不容易休息一小时吃饭待命，米刚下锅，敌人又来了，只好每人盛一碗半生不熟的米汤边走边喝。”张生荣说。

    “红军不怕远征难，说起那时，真的是千难万难，没有一点毅力，我是走不完二万五千里的。”张生荣回忆道，长征期间，体弱的他几次突然生病，差点掉队，都是憋着一口气赶上了队伍。

    1935年4月，部队过金沙江前夕，张生荣得了一种奇怪的头痛病，吃什么药也止不住疼。那时部队都是急行军，张生荣咬牙跟着队伍，疼得实在忍不住了，就在路边找个树荫睡一下，稍有好转就快步追赶部队。可即便这样，他离队伍也越来越远了，非常焦急。这时他碰到了红一师某营的一个号兵，两个人结伴跟着红二师渡过了金沙江，又坚持走了一整天，快黄昏时，他们遇到一个卖杂货的小铺子，那个号兵问老板还要不要帮工，老板说要，号兵就决定不走了。“他问我还走不走，我说我走，我要赶部队。”张生荣说，他摸黑继续前进，也不知道害怕，第二天下午4点多，终于追上了队伍。

    “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就是我们吹的冲锋号”

    “我当过勤务兵，野战医院的服务员，后来才被介绍到独立三师司令部司号排学吹号，长征时，我就是一名司号员了。”说起吹号，这位从司号员一直做到司号长、司号连长的老人，至今仍然清晰记得每一种号谱的音律。

    譬如“嘀嗒嗒嘀嘀嘀－嘀嗒嗒嘀嘀嘀”，这是冲锋号：“嗒哩嗒嗒嗒嗒嗒哩－嗒哩嗒嗒嗒嗒嗒嗒”，这是前进号，还有起床号、休息号、吃饭号、疏散号、紧急集合号……号令多达上百种，“驻扎在一个村里，没有司号员吹吹号，就显得这个队伍很不生动不活跃；行军作战时，司号员又是指挥员的左右手。”

    “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就是我们吹的冲锋号。”回想当司号员的经历，这是让张老最引以为荣的事。

    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抵达石棉县安顺场大渡河渡口。蒋介石欲凭借大渡河天险，歼灭红军于大渡河南岸，红军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北岸渡口。“5月25日，占领了安顺场的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红一团，组织18名勇士强渡大渡河，站在南岸河边，我和全师的号手一起吹响了冲锋号。”

    张生荣还记得，当时红军只找到了一艘小船，勇士们便分两批过的河，“十八勇士，每人佩一把大刀，背一把冲锋枪、一支短枪，还带了五六个手榴弹，在我们吹响冲锋号的一刹那，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十八勇士渡河。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勇士们迎着川军的枪弹炮火，冒死向北岸突击。”

    川军对红军突击队员展开反扑，战斗危急时，在南岸配合作战的刘伯承急令炮火掩护，4发炮弹全部打到反扑的队伍当中，川军大乱，红军突击队员拼死冲锋，川军溃不成军，四处逃散。十八勇士击溃敌人一个营，占领了北岸渡口。后来突击队员又找来了几艘小船接送南岸的队伍，强渡大渡河成功。

    1943年4月，已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当司号长的张生荣，在晋察冀抗大二分校学了一年的军事后，组织上准备安排他去一分区政治部任指导员，可张生荣想上战场去打仗。要打仗就只能当副排长，张生荣想得开，“副排长就副排长，我不图官，不图名，当了那么多年号兵，还是想跟敌人真刀真枪干一场。”于是，他成了晋察冀一分区20团3连1排的副排长。

    “他这辈子做了不少的傻事，不当指导员去当副排长，后来又放着警备股长不当，去当通讯副股长，等到解放后他任浏阳兵役局长时，还只是个团级，比起跟他一起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落后了一截。”张老的老伴赵贺勋告诉记者。

    全体司号员为白求恩大夫吹响了哀调

    1937年8月，张生荣所在的红一师改编为115师独立团，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随后部队乘火车北上，火车开到太原郊区车站时，成群结队的群众和学生列队欢迎，挑来很多花生、红枣一个劲地往车厢里倒。“我们感受到了全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激情，火车开动时，团长杨成武命令我吹响前进号，战士们唱起前进歌曲，心中升腾起誓死捍卫祖国的决心。”

    在火热的抗日前线，115师独立团为配合平型关战役，阻击了敌人援军三天三夜。平型关大捷后，他们又在灵广线一带活动，经常打击和阻击敌人，部队也得到了壮大，为以后成立军分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8年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张生荣成了一分区司令部司号长兼司号连长。在这里，他见到了把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的白求恩大夫。

    张生荣记得，1938年底，白求恩来到晋察冀一分区，帮助部队提高医疗水平，在司令部为他准备的欢迎会上，他首先装老人，衰弱得腰都直不起来，随即又把背挺直了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我才40几岁，是个正当年的外国人。”他的乐观与幽默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乐了。

    张生荣说，白求恩是加拿大的共产党员，是伟大的反法西斯国际主义战士，他在1937年率领一支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延安，就向毛主席提出到晋察冀军区的抗日最前线。“在晋察冀，他工作了两年，他的医疗技术高超，战士们都说，有了白求恩大夫，打鬼子负伤也不怕。”

    可不幸总是来得那么突然，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大夫在医治伤员时因手术感染败血症在河北唐县去世。17日，晋察冀军区党政军领导和驻地群众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上级命令我带着一分区司令部司号连的全体司号员去参加葬礼，我们是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去的。在葬礼上，全体司号员吹响了哀调，大家都沉浸在无限的哀思中。”

    只有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才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与幸福。离休后的张老，经常发挥余热，到工厂、学校、机关作报告，讲长征精神，讲革命传统，讲白求恩大夫的事迹。（本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袁建凡 刘骄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