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这儿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

　　爸爸的一生，是律己、助人、奋斗、付出的一生。

　　1964年春天，爸爸的病情越来越重，他带病坚持工作的情景，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用刷子一头顶着藤椅、一头顶着肝部的背影，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里。在肝部疼得厉害的时候，他从椅子上蹲到地上，一个高大的山东汉子，整个人缩成了一团。即便被肝病折磨成这个样子，他也不愿离开工作岗位。妈妈为了劝他去看病不知流了多少泪，可爸爸总是说：“现在是兰考治理‘三害’最关键的时候，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后来他病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县委有位老同志给他找了个偏方，他一看每剂中药要30元钱，就说：“兰考是灾区，这么贵的药，我咽不下！”

　　随着病情不断加重，爸爸已经不能骑自行车下乡了。肝痛时，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脸上滚落下来，开会做记录时，他甚至疼得连手里的钢笔都拿不住。组织上安排他去北京检查治疗，临走时，他还对县委的同志们说：“只要能吃下两三口饭，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然而，他这一走，竟是和他无限热爱的兰考人民的永别，和他深深眷恋的兰考大地的永别！

　　在北京，爸爸被诊断为“肝癌后期，皮下扩散”，他的肚子里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大的有鸡蛋那么大，小的也有黄豆那么大。医生吃惊地说：“病情这么严重才来医院，就是个铁人也熬不住啊。”医生沉重地告诉随行人员，爸爸的生命最多还有20天。

　　1964年4月底，组织上把爸爸转到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继续治疗。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与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时的爸爸已经不能正常进食，仅靠一点豆浆和输入的葡萄糖维持着生命，随行的同志看他病成这样，都很难过，但都尽量表现得平静，生怕他知道自己真实的病情。爸爸也从来不主动向任何人询问自己的病情。肝痛的时候，他常常大汗淋漓，秋衣脱下来都能拧出水来。医生要给他打止痛针，他艰难地说：“止痛针只能止痛不能治病，能省一针就省一针吧。”为了止痛，他用烧烫的烟嘴来灼烧肝部的皮肤，烧出一圈圈的伤痕。

　　爸爸弥留之际，我们一家人围在他病床前。爸爸拉着大姐守凤的手，叫着她的乳名，吃力地说：“小梅，我走后，你们从我这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你们姊妹几个，你是大姐，以后要帮助妈妈带好弟弟、妹妹……你参加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给你的礼物吧……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说着，他又从自己的手腕上摘下手表给姐姐戴上，说：“戴上它上班不要迟到。”站在一边的妈妈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爸爸艰难地扭过头，断断续续地对妈妈说：“俊雅，不要哭，我没想到我走得这么早……这么多年来，你跟着我没少操心、受罪……我走了，咱们家还有两个老人、六个孩子，这个担子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困难会有的，但不要随便张口向组织上要钱、要东西……要教育好孩子，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有用的人才……”

　　1964年5月14日9点45分，爸爸带着对兰考、对家人的无限牵挂，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一年，他年仅42岁。（焦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