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成功交会对接。（资料图片）

科技人员在执行“神舟八号”任务。（资料图片）

北京飞控中心副主任李剑。

　　“长征七号”首飞、“天宫二号”发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对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来说，2016年将是重大任务接踵而至的一年。

　　这个位于北京西北郊外、在普通人眼中颇为神秘的机构刚刚度过了自己20岁生日。它被称为中国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工程的“神经中枢”。在历次重大任务中，所有的指令都从这里发出，所有的数据都在这里汇聚，所有的信息都从这里传输。一旦出现意外，应急决策也将在这里产生。

　　“如果把飞行器比作风筝，那么牵风筝线的就是北京飞控中心。当然，这根线是看不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介绍，通过遍布在全球的测控网，北京飞控中心可以监测飞行器的状态、遥控飞行器完成各种动作、实现地面与航天员的音视频通话、图像回传等。

　　“没有北京飞控中心优质的工作，我们是完不成这么多航天任务的。”叶培建说。

　　“神舟一号”发射时，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

　　任务准备期间，46岁的北京飞控中心副主任李剑再次走进指挥大厅。在这座频繁出现在聚光灯下的现代化大厅里，李剑听过任务成功时同事们爆发的掌声与欢呼声，也见过老一代科学家喜极而泣的场景。

　　20年里，北京飞控中心多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从1999年执行“神舟一号”首飞任务至今，中心圆满完成历次载人航天、交会对接和4次探月工程任务，保持着100%的飞控成功率。

　　李剑见证了北京飞控中心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1992年，我国决定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代号“921工程”，并定下“争八保九”的目标，即争取在1998年、保证在1999年进行第一次飞船发射试验。

　　1996年3月，北京飞控中心成立，第一座飞控大楼在西北郊外的稻田中破土动工。李剑就在这时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调到北京飞控中心工作。他记得，飞控大楼孤零零地立在田野中，“找了好几个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当时有人用“三无”来形容这个刚刚成立的中心：没有一台现成用于载人航天任务的设备，没有一行可用的软件代码，没有一本完整的飞控方案。

　　更紧迫的是缺人，几个老同志带着刚刚招聘的大学生，“大学生脑子里跟白纸一样，连飞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会不会因为北京飞控中心建设的速度而推迟？”一些领导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虽然时间非常紧迫，但是有效利用时间的主动权却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批飞行控制领域的创业者每天活跃在飞控大厅、食堂、宿舍的三点一线之间，眼睛熬得通红。

　　“有时两三个月出去一次，忽然发现航天城外面多出来一条马路，一问才知道是新修的。人家肯定会想，你是火星来的吧？”李剑笑着自嘲。

　　回过头看，李剑认为“神舟一号”发射前的3年对他们来说是一段艰难的岁月。人员缺乏经验，软件平台尚未建成，大量工程问题暴露出来，一切都在摸索之中。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群开拓者穿梭在大大小小的仪器设备和蛛丝般粗细不同的电缆、插头间，在一次次试验摸索中，研制出了第一代一体化航天飞行控制平台，用以支持多种型号任务、多目标测控的需要。

　　渐渐地，这群青涩的大学生发现，与那些在其他单位当学生、做助手的同学相比，他们大多处在各自领域的关键岗位上，甚至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

　　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飞船如期在酒泉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指挥大厅里的人们沉浸在一片兴奋之中，他们互相拥抱，用力鼓掌，有人还激动得流下眼泪。此时，这个创造了奇迹的年轻群体平均年龄只有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