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豪人百色起义的发动人

　　陈希周中共抗日隐蔽战线三杰之一

　　1929年7月间，陈昭礼接中央之命，转赴南宁，化名陈豪人（取“好人”谐音，党内则称陈导民），通过粤系反蒋将领介绍给主持广西军政事务后不满蒋介石的俞作柏和李明瑞。经过推心置腹的交谈，李明瑞表示了殊途同归之宿愿。

　　陈豪人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长，实际身份是中共广西军委负责人。他一面在桂系反蒋上层人物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一面深入国民党军队，秘密组织发动兵运。中央通过各种渠道随后派来的40多名党员干部，绝大部分是通过他的职务方便和单线领导，向俞作柏、李明瑞推荐安排到南宁教导总队担任政治教官或连排军官。不久，他又推荐张云逸任广西警备大队长，由教导总队抽数十名党员任连排长，使这支武装掌握在中共手里。

　　8月底或9月初，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到广西，经中共广西特委负责人雷经天介绍，和陈豪人接上关系，并演出双簧：明的是邓小平在陈豪人的领导下任省政府秘书，暗中则由陈豪人掩护并协助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的全面工作。

　　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不听陈豪人代表中共的诚心劝告，在南宁誓师反蒋。10月初反蒋失败，俞作柏经法属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因护照原因而滞留南宁。陈豪人和邓小平及张云逸、俞作豫（俞作柏之弟，中共党员）等，带领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举行南宁兵变，继而撤往右江的百色和左江的龙州。

　　10月22日，陈豪人和邓小平抵达百色，决定先以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在右江举行起义。11月2日，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和创建红军。

　　11月上旬，邓小平在龙州会见李明瑞，布置了左江地区的起义工作后，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走后第二天，警备第五大队蒙志仁部突然在龙州叛变，随后中央来电，欲让邓小平留桂坐镇，但已来不及追回。

　　起义迫在眉睫，成分复杂的起义部队又处在几股敌人的监视和包围之中，面临敌我决战时刻，陈豪人勇挑重担，周密安排。12月11日，百色城头升起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红旗。由于前期工作准备充足，整场起义兵不血刃。翌日，陈昭礼和张云逸在平马宣告分别就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军长职务（当时未设政治委员），同时就任的还有参谋长龚楚。

　　12月中旬，百色城外的地主豪绅、土匪等反动武装2000多人，突从西南面向百色城进攻，占据了城内部分街道。此时，张云逸领导的主力部队在隆安、果化未归，驻百色的红军只有50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文职人员。陈豪人临危不惧，与许卓、叶季壮等迅速有效地组织反击。经4小时激战，将数倍来犯之敌全部击溃。

　　对败退龙州的李明瑞，陈豪人耐心帮助和争取他参加革命，下决心在左江地区扛起红旗。与此同时，俞作豫等改造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工作也取得成果。在《七军前委报告》中，陈豪人向中央建议，在红七军成立后，中央应保留红七军和红八军的建制，让张云逸和俞作豫分别做军长而不是师长，任命李明瑞担任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指挥。

　　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成功，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诞生，俞作豫任军长。经考察和了解，陈豪人和张云逸介绍李明瑞入党，由李明瑞协调指挥两军攻打南宁。

　　南宁之战受挫后，陈豪人在凤山盘阳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代李明瑞承担了责任，并向中央建议，“请派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百色工作”。3月，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中，提出“军应设军政治委员”，命邓小平重返广西任此职。

　　6月，邓小平从红八军驻地经东兰到河池，与陈豪人会合，出任军委书记和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在左右江根据地的发展中负全责。陈豪人任军委常委兼红七军政治部主任。

　　7月至10月，红七军主力回师并恢复右江沿岸苏区后，陈豪人协助邓小平开展整训、整顿工作。邓小平在193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右江根据地豪绅化的领导“把持了党及政权，办事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太弱”，“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当成绩”。

　　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在河池召开，选举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陈豪人当选为前委常委和士兵行动委员会书记。会议在争论中，通过了中央代表邓岗（拔奇）的报告，同意执行中央指示（时值推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集中力量攻打桂林、柳州，到广东小北江建立根据地。

　　1931年2月，陈豪人和邓岗经广州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此行曾被一些人说成脱离组织当逃兵。事实上，邓小平在1931年4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豪人、拔奇两同志即于全州离开来中央。”1960年，张云逸回忆说：“邓、陈回上海，是通过全州党的地方组织，找到了红七军派去桂林做秘密工作的黄一平同志，由黄设法使他们秘密地通过白区出去的。”

　　3月9日，陈豪人除向临时中央政治局口头汇报外，还递交了长篇报告《七军工作总报告》，对百色起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深刻总结。

　　1931年4月，陈豪人受中央派遣，装扮成商人离开上海，和李硕勋（李鹏之父）分别以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的身份，前往湘桂边寻找红七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跋涉，未能通过敌人的关卡，只得折转上海。可上海的中央机关因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叛变而遭到破坏，接不上关系，遂往杭州和妻子潘超人会合，不久又迁居上海，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并多方寻找党组织。

　　1933年10月，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派人来找陈豪人谈话，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并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1月，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与红军达成抗日反蒋协定。陈豪人化名陈希周，潜回福州，做十九路军上层的统战工作。经弟弟陈昭涌（陈碧笙，共产党员）介绍，他会见了李济深及陈铭枢等人，继而在陈铭枢幕府内工作，积极推动反蒋抗日。

　　翌年福建事变失败，陈希周随陈铭枢和李济深撤到香港，联系彭泽民、梅龚彬、宣侠父等地下党员和各界民主人士，广泛开展爱国统战工作，并参加宋庆龄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活动。3年间，他时而香港，时而上海，时而日本东京，从事秘密工作。在香港九龙，陈希周和北伐名将叶挺比邻而居，过从甚密。

　　1937年，叶挺受命在汉口组建新四军，出任军长，陈希周任秘书。不久，新四军军部迁南昌，陈希周留守汉口，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后来，武汉新四军办事处和八路军办事处联合办公，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周恩来、董必武也都在汉口，陈希周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圈里都以“小周”相称。

　　国民党七十军军长李觉（湘军何健之婿）曾通过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向共产党要干部帮助工作。1938年3月，陈希周和李觉面谈，深得其信任和授权，任军部上校参议兼战时步兵干训班主任。

　　干训班开办之初，中共湖南省委就派来郭超、马式材等党员干部，他们在陈希周的掩护和配合下积极开展工作，到1940年5月第三期干训班结束时，七十军中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50多人。

　　李觉回忆说，当时部队在元气未恢复的情况下辗转作战，全赖陈希周带的新生骨干从中支撑。但好景不长，蒋介石很快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曾一天两次给李觉发来“亲译密电”，查询陈希周的来历。李觉复电：“陈是始终如一拥护抗日，并无任何轨外之行，我可以负责。”这才使陈希周得以继续在七十军中工作。

　　1940年5月间，蒋介石和何应钦第三次给李觉发来“亲译密电”，指明陈希周、马式材均系共党危险分子，应从速除掉。得知密电内容后，陈希周坦然表示，为了减少蒋的注意，准备辞去七十军的职务，但并非一走了事，而是去重庆，到那里有很多朋友，尽量争取回第三战区来，帮助军长做坚持抗战的工作。

　　后人把陈希周和怪杰宣侠父、隐杰梅龚彬并称中共抗日隐蔽战线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