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朱有勇，1955年出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植物病理学家。他从栽培角度开创了利用生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控制病害的新途径，拓展了植物病理学研究领域，为解决现代农业生产中农作物病害流行及农药过量使用等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几十年来，朱有勇坚持信念、学农爱农、潜心研究、开拓创新，把论文写在了广袤的云岭大地上，他也被农民兄弟亲切地称为“农民教授”。

　　澜沧江畔的云南省澜沧县蒿枝坝村有个远近闻名的“朱公馆”，这座不起眼的黄色小楼，云南省省长、中国工程院院长到访过，几十位院士曾是座上宾，也经常挤满了十里八乡的农民，甚至让远在千里之外北京的土豆经销商都慕名而来。

　　“朱公馆”的主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植物病理学家朱有勇，这个看上去其貌不扬、黑黑瘦瘦的六旬老人，曾摘下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稻米年科学研究一等奖，其研究成果在国内10多个省份和东南亚国家3亿亩土地上推广运用；他曾仅用半年多时间，就让蒿枝坝村民的收入翻了好几番；在他的努力下，世界性难题——大宗中药材品种三七“连作障碍”迎刃而解。

　　熟悉朱有勇的乡亲们称他为——“农民教授”。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科研成果在田间地头开花结果，比拿多大的奖项、给多少钱都更让我高兴。”

　　“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

　　今年62岁的朱有勇与农业缘分不浅。

　　1955年出生在云南红河一个普通农户家庭的朱有勇，高中毕业后，下乡当了知青。1977年高考恢复，朱有勇梦想着考上大学就可以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料，云南农业大学的一纸录取通知书，让朱有勇的人生轨迹还是与农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不管学什么，有书读总是好的。”耿直爽快的朱有勇这样告诉自己。

　　事实上，朱有勇曾有一次过上安逸生活的机会，只是他果断放弃了。那是1996年，彼时的朱有勇已在悉尼大学顺利完成分子植物病理学研究，鉴于其突出的研究能力，悉尼大学对朱有勇殷切挽留。澳大利亚人为了留住朱有勇可谓诚意十足：一套别墅、一份30倍于国内的月薪。但朱有勇最终选择了与妻女一起回国。个中理由，朱有勇这样解释，“宾馆再好不是家，国外条件再优越，我做得再多、再好，也是在别人的土地上为别人做事”。

　　追溯人类农业历史，依赖化学农药控制病虫害不足百年。那么，在农药应用之前，人们又是利用什么来控制病虫害的呢？当时，各国科学家开出的“药方”大体一致，即培育出更多抗病虫害的新品种。针对这一世界性难题，回国后的朱有勇另辟蹊径，首次提出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

　　“物种之间都是相克相生的。”朱有勇认为，就像意气相投的人相处起来更加愉快那样，植物也是有“脾气”的。例如，他研究发现如果玉米和甘蔗种植在一起，那就可以不用防虫，因为二者的作物基因相克相生，只要时间差掌握好，那就可以坐等丰收。

　　道理听起来简单，朱有勇发现并将其验证却着实费了一番功夫。有一次出差途经云南石屏县，路边田野里的奇异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些稻田出现了“稻瘟”，但另一些间栽了高矮不同两种水稻的田里，“稻瘟”却并不严重。受此启发，朱有勇把实验田分小区实验，按照不同的间栽方式、间栽组合种植，寻找科学理论依据。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从田间小区试验到万亩放大试验，经过10年近千次的试验，朱有勇最终确证了作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是有效控制病害的新途径，该技术能将稻瘟病的发病率平均控制在5%以下，减少农药施用量60%以上，亩增产优质稻42公斤至74公斤。2000年，这项重大科研成果以封面文章刊登在了国际权威期刊《自然》上，并引起全球关注。

　　如今，这一发现已在国内外3亿多亩土地上推广运用，朱有勇也将其研究对象从水稻扩展至玉米、葡萄等。他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民和农村有着天然情结，他们需要什么我就应该去研究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