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纪和我儿子差不多，却能撑起这么大的事，靠啥？靠扶真贫的决心和真扶贫的干劲。”

　　“来时白净净，现在黑不溜秋；春天花粉过敏戴口罩，冬天颈椎病犯了戴护颈；我真心疼，但替不了他。”

　　“驻村期间，女儿出生，王涛没回去，也没告诉大伙，太见外了。他给女儿取名‘美淅’，意思是‘大美淅川’，说明他没把自己当外人。”

　　“你，干啥来的？”

　　“来旅旅游。”

　　“我们这破地方有什么可旅游的！”

王涛（左）和村支部书记方长建核对村集体账目。记者冯大鹏摄

　　2017年8月4日，深度贫困村——河南淅川县毛堂乡银杏树沟村来了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不时拍照，还入户走访。

　　方长建光着膀子、骑着摩托正在村口“把风”，忙上前盘问。不久前的扶贫检查中，银杏树沟作为“软弱涣散村”被全省通报批评，“防暗访”成了这位村委会主任的重要任务。

　　“你们村多少人？有啥产业？咋扶贫？……”

　　“一定是来暗访的。”年轻人一串问题，让方长建慌了。“您是党员吗？”“不是。”“贵姓？”“姓黄。”

　　5天后，县里来人宣布：国务院研究室选派王涛驻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等王涛讲话时，方长建惊呆了，竟是那天来“旅游”的年轻人。他提前一周就来了，县情、村情摸了一遍。

　　“这变化，别说想，做梦都梦不到。”三年过去了，银杏树沟不仅脱了贫，还用参股等方式，联办了6家集体企业，2019年村集体收入500多万元，走上乡村振兴“快车道”。

　　回想起与王涛初次见面的那场“乌龙”，已担任村支部书记的方长建还有点脸红。

　　“国务院领导来都不见得行，何况是个兵”

　　“吃水靠水窖，出村靠地跑，手机当手表。”这是俺村的原貌。全村175户629人，贫困发生率41%。村集体欠外债，村“两委”也散了，一穷二白，一盘散沙。

　　王涛进村那天，场面很冷清，只来了10多个人。王涛讲：“我既然到了这个最穷的地方，就一定要把这儿打造成淅川最好的地方。”

　　大伙议论：“吹吧！这个烂摊子，国务院领导来都不见得行，何况派个兵？”“虽然王涛是北京大学硕士，又来自大机关，但农村事不好搞，光靠热情不行。”

　　党员、干部开会来不齐，群众会更开不起来，王涛却不灰心。他说：“这地儿啥都没有，我反而很兴奋，因为可以做很多东西，我就是要找这块试验田。”

　　他带着自己写的一封信《给大家说说心里话》，敲门走访。碰到识字的，就给他们看；不识字的，他就念。他说：“我要让大家明白，脱贫攻坚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吃水难、行路难、打电话难”是压在村头上的三座大山，三个月时间，王涛就协调办成了通水、通路、通信号三件大事，用变化鼓起信心，用实干赢得信任。

　　入村一个月，王涛再召开群众大会，当时来了不到30人。王涛态度坚定地宣布：村里要成立“一工一农”两个公司，一个是“劳务公司”，一个是“农业公司”。我根本就不懂“企业”是个啥，王涛跟我商量时，我心里打退堂鼓。“农民都是各想各的，各挣各的钱，不会听你的。”他说：“我来不是单纯送钱送项目，而是要带动、激励大家一起致富，共同过好日子；其中关键就是要把大家组织起来。”

　　劳务公司挂了牌，可没几个人报到。

　　“长建，人你来动员，其他事我负责。人一到位，劳务项目就开始。”王涛给我下了死命令。

　　咋办？旁人不好说，我就从自己家人下手，劝在淅川县城当厨师的儿子方明园回来加入劳务公司。

　　“我现在一个月能挣4000块，回去能有啥发展？”儿子不愿回。

　　“人家王涛从北京来给咱村干事，别人不支持，咱得支持。你回来先试试，不行再走。”

　　后来我动员亲戚朋友，陆陆续续凑了十来个年轻人。这时，项目真来了。王涛从北京一家公司获取了土壤固化剂专利技术使用权，我们先在一段土路上试验了一把，很成功。县里验收后，就给了一段公路项目。

　　2017年腊月，天寒地冻的，大家就干起来了。每天早上6点，劳务公司项目部的临时会议室里就已经坐满了人，王涛就在工地上给大家开晨会。“思想提纯、精神回炉、付出绝对”口号山响……由于干劲足，技术新，用传统方法三个月才能修成的路，半个月就干成，为村集体赚来了“第一桶金”——300多万元。

　　“王书记，你可真厉害！这么多年，村里没见过这么多钱。”我由衷赞叹。“这才到哪儿啊。”王涛却说，“银杏树沟村要走的路，远着呢。”

　　“产业发展到哪儿，哪里就是银杏树沟村。有多少人为我们服务，我们村就有多少人”

　　劳务公司挣钱了，王涛提出要改善人居环境，由村集体出钱，?贴群众改善住房。开村民大会那天，回来了200多人，“得来听听，看有啥好事情。”大伙争先恐后。

　　每户补多少？会上争论激烈。“5000元够了，最多8000元。好不容易集体挣点钱，可别花歪了。”王涛说：“光靠劳务撑不起村里的未来，我们还要发展产业挣钱，人居环境改造是美好生活的起点，标准不能低，建议每户补15000元。”

　　“淅川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有山不能养畜、有树不能砍伐、有水不能养鱼，产业搞不起来。”大伙满是疑虑。王涛说：“虽然外部条件限制，但思想不能锁死。我们要走出去，产业发展到哪儿，哪里就是银杏树沟村。有多少人为我们服务，我们村就有多少人。”

　　2018年5月，村居改造开始了。叮叮当、叮叮当……村里一片施工的声音，附近的建筑队都找空了。过去，村里土房占60%多，经过一改，整齐的徽派民居，面貌一新。

　　村居环境改造好后，大家都很满意：村里几百年没啥变化，变成这样就行了！可王涛还要继续往前走：“修路项目，靠的是政府支持，我们不能总求政府照顾，要自己闯市场。”

　　早在村居改造前，村里已流转土地种玫瑰，可王涛想的是把玫瑰产业化，要到外村，甚至外县包地、合作建厂。我首先想不通：“你王涛是银杏树沟村的‘第一书记’，管外村、外县的事干啥？”

　　2018年底，王涛领着大伙去外地产业发展好的村参观，回来后，我们明白了：规模越大、平台越大、产业越大、市场越大。

　　如今玫瑰花田村里有、外村有、外县有，玫瑰花茶、玫瑰纯露、玫瑰酒、玫瑰醋等一系列产品，也像变戏法一样陆续推出，还通过电商卖到了全国。在金河镇，村里联办了环保砖厂，生产用粘合技术做的透水砖；在仓房镇，联办了一家矿泉水厂，还在整合打造村里专属的“芈月山”品牌，开发乡村文旅产业……村里还设立了创业基金，鼓励村民创业创新。

　　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如今，每一项产业，都如同一个繁茂的枝杈，聚在一起，撑起了银杏树沟村集体经济的大树。

　　2018年底，穷了多少年的银杏树沟村不仅整体脱贫，还成了远近闻名的“牛气村”，外村人都羡慕的很，说凤凰落到这儿了，直到现在，还有人专门翻山头过来看哩！

　　“过去是不会干，现在会干了，还越干越想干”

　　我也算是个老村干部了。2004年，我就进入村“两委”班子。

　　能当村干部，说明咱也不是没本事人。上个世纪80年代，我就跑到河北去包砖厂；1993年，我就买回了村里第一台电视机；自己养猪养羊，还买了一辆三轮跑乡村运输。

　　但自从当了干部，越干越穷、工作越干越差，慢慢地心里也没干劲了，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如今再对比，我觉得差在思想旧、短在办法虚、弱在眼界小上。

　　王涛来了后，先给了我两盒圆珠笔，说：“作为资源匮乏型贫困村，发展更要和大的政策背景结合。”让我没事翻翻书、做做笔记。

　　这几年，我这个没啥文化的农村人，认真读书、看报、看《新闻联播》，发现啥“金句”，就记到小纸片上、装兜里，有空就掏出来看看，都攒了几百张“学习卡”了！

　　这一学，思想就活了。过去闷头干，政策下来一两年了，还不知道路该咋走，现在抬头干，知道学上级的思路和别人的办法。看新闻一对比，越发觉得咱村走到前头去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俺村也是个“红旗村”，村集体有草绳厂，学生学费都不用交。

　　后来，集体经济垮了，人心散了，为争个低保，跟村干部打个头破血流。现在集体经济强了，人人有收入，人人有活干，心越来越齐了。王涛说：“我们就要搞集体经济一家独大，治理模式、产业模式，决定着群众信不信你，跟不跟你走。”

　　王涛常对村干部说：“农村治理是立体的，但核心是支部班子建设和引领作用发挥。”他把“做一个负责任的党员，建一个负责任的班子，留一个负责任的摊子”三句话刷在墙上。

　　说实话，“班子”这个东西，我以前觉得很虚、也很散。王涛刚来时，村支部班子只剩我一个“留守干部”，一个在家养病，一个撂挑子外出打工；村支部借废弃的村小学办公，屋顶还塌一半，连个党旗都没处挂。王涛就搞“邻家支部”，在群众家开“党群联席会议”，先把“班子”聚起来，再带群众转起来。

　　外出打工的，他把人家请回来；工作优秀的，吸收进来。如今，干各项事，“两委”班子都冲在前头。从这个变化，我明白了个道理：“班子”是要带的，“班子”是能建好的。村干部们都觉得：过去是不会干，现在会干了，还越干越想干。

　　2019年8月，本来已经驻村期满的王涛放心不下村里刚发展起的产业，又主动申请，再延期一年。

　　他能多留一会儿，我自然高兴，但我心里也清楚，“第一书记”不可能永远留在这个山沟沟里，他走之后，这么大的集体资产怎么才能运营好、发展好？

　　“王书记，这是你第二个家乡，回去后，可不能撒手不管。”王涛说：“光靠我咱村走不远，乡村振兴的担子要交给咱村自己培养的年轻人，以人化人，以人育人，一茬接一茬干。”

　　村里刚开始创业时，王涛就特别注意吸引年轻人回乡，这几年，有七八个年轻人在村里的产业上干，成长很快。我儿子方明园自从跟王涛搞了修路项目后，就再也不提回城当厨师的事了，现在是砖厂的副总经理。一个过去内向、话都说不好的孩子，三年不到，懂财务、会电脑、通管理，是王涛把他带出息了，是村里事业发展长了他的本事。

　　去年村两委换届时，两个年轻党员被吸纳进“两委”班子，开始渐渐独当一面。

　　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不断被吸引回来：1983年生的肖永福在村里开起了养鸡场；1998年生的张攀辞掉郑州的工作，当起了村里的信息员……就像王涛说的，有了持续的产业和持续的人才，就有了一支带不走的乡村振兴队伍。

　　更让人高兴的是，王涛不仅激发了大人，还激发了娃子们。村里10年没出过本科生，王涛来后，设立了乡土人才培养基金，每年向每个本科生补贴一万元，三年来，村里已出了13个本科生。

　　现在啊，看着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三年前，那个被我拦在银杏树沟村口的年轻身影。（口述/方长建 整理/本报记者林嵬、袁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