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186幅版画作品，时间从上个世纪40年代跨越到90年代，囊括了黄永玉木刻生涯中的大事件和经典作品。因为疫情的原因，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中的一期，筹备了近一年的展览不得不延期至入秋，但赶在黄永玉97岁生日前一天开展，又无意中变成了一份特别的贺礼。

　　黄老生日当天，执行策划人林佳斌在现场进行了一次导览直播，因为小恙入院的黄永玉按捺不住好奇心，特地通过女儿黑妮要来直播链接，这让林佳斌还小小紧张了一把。

　　提起这位“90”后，人们大多熟知的是他的绘画和文章，恐怕并不知道木刻才是他的艺术之根。从16岁开始，他便以木刻谋生，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中央美院版画系的老师，直至退休。就像他为展览写的文字里说的，看着那些跟着他走过千山万水的木刻板子，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

　　从头到尾只提了一个要求

　　直播结束第二天，北京青年报记者来到北京画院，见到了执行策划人林佳斌。林佳斌介绍，北京画院举办的“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览”已经持续了13年，黄老的艺术领域涉猎广泛，水墨、雕塑、陶瓷、紫砂、装置都各具风格、别开生面，但木刻一直是他视觉体系里的压舱石。尽管上世纪90年代后黄老不再从事木刻了，但他在现代版画史上依然占有特殊的地位。

　　“黄老90岁在国博办了画展，94岁在中国美术馆办了紫砂壶艺术展，木刻展还是上个世纪50年代在香港办过，所以他对这次展览特别上心。”

　　林佳斌原以为黄老这么大年纪了，未必会多管展览的具体事宜，因此主要跟他的女儿黑妮老师对接，但不久就发现黄老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看。比如展厅弄得怎么样了？要求发些照片给他看看；听说做了地铁广告，要求拍个照片看看；搞直播去不了现场，要求发个链接网上看看。

　　除了好奇心，林佳斌和同事们还发现黄老有强烈的表达欲，“大家观展时会注意到，贯穿这次展览的所有文字都是黄老自己写的，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最初我们并没有这么设想，但跟黄老在沟通中感到他愿意说，也有精力。标题‘入木’那么大两个字是他亲自题的，序言《入木八十年》那么长，也是他自己写的。展厅里还有5幅关于木刻的感想和心得的书法作品，全部是他为这次展览专门书写的。”

　　虽然关注展览的进程，但黄永玉并没有对这些晚辈们指手画脚，从头到尾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把妻子张梅溪出的童话书里的插图全部展出来。

　　“张梅溪女士的这本童话叫《在森林中》，书的装帧设计，包括所有的插图都是黄老作的。因为展厅的限制，刚开始我们没有把这里面的木刻作品全选上。今年5月，张梅溪女士在香港过世，我们理解这些作品对黄老非常重要，就专门在展厅二层辟出一个小专区，还把那本书也钉在了墙上。”

　　走过千山万水的木刻板

　　黄永玉在《入木八十年》序言里说，他一辈子刻的木刻保留下来的大概有四百块，年轻的时候用厚帆布做成一个大背囊装上木刻板、木刻工具和一块十几斤重的磨刀石四处流浪，听到枪响背起背囊就跑。这些板子有如他自己一半的历史骸骨，不离不弃地跟到了他97岁。

　　这些木刻板也深深震动了林佳斌和同事们，“木刻原板特别难得，这些板子中最老的跟随黄老有70多年了，我们选择其中品相和保存都较好一些的，在三楼展厅做了11块原板对照的展示，上面是作品，下面是木刻板，让观众可以得到非常清晰直观的感受。”

　　展览开幕当天，因为疫情不能赴京，黄永玉的儿子黑蛮先生在香港发了一条微博，回忆几个月前他为展览整理父亲留在香港的早期版画木刻板，母亲张梅溪那时还健在，定睛望着这些木刻板默默不语。黑蛮说，当年父亲为花钱理发还是买木刻板发愁时，母亲让他去理发。等父亲理完发出来，母亲递给他一块新买的木刻板。这次展览中有100多幅作品都来自母亲20年前在香港整理装箱的收藏，但如今母亲已逝……

　　林佳斌说他们看到这条微博时也非常感动，黄老与妻子从青年时期一路牵手走过，木刻曾是这个家庭谋生的手段，这些木板见证了他们漂泊厮守的岁月。

　　学木刻的初衷

　　为策划这个展览，林佳斌前期阅读了不少相关的书籍和资料，也与黄老和黑妮老师交谈。“黄老告诉我，他做木刻的初衷特别简单，就是为了养家糊口。他没受过科班训练，不是出身专业美术院校，就靠着野夫的一本《怎么学习木刻》，买了一套工具自学，刻好了作品就给报刊投稿。”

　　这个时期，表叔沈从文对黄永玉的帮助很大，得知这个侄子特别喜欢木刻，常常写信鼓励他，还建议他从中国古典木刻里取法，做现代木刻。

　　鲁迅当年新兴版画艺术，倡导木刻青年拿起刻刀当武器，进行革命斗争。而黄永玉当时的作品在斗争性和批判性上并没有那么强，虽然他也刻了流浪的妇人、没有鞋穿的小孩，但他自己说他的作品主要从感受出发，描述身边的景象，更多地是想真实地表达生活和情感，不会刻意强调什么主题。也因此，他四五十年代的作品在后来受到一定的质疑。

　　“黄老有一幅作品是为女诗人陈敬容的一首诗作的插图，叫《逻辑病者的春天》，非常抽象的木刻，即使现在看起来也很‘当代’。但在特殊时期，这幅作品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拿出来批判，说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斗争性，不过黄老自己倒是很喜欢。”

　　林佳斌认为这可能跟黄永玉的经历和性格有关，“他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漂泊，由凤凰到福建，在江西遇到了他的妻子，又一起辗转去了上海、台湾和香港，最终来到北京。他听说我是泉州人，还跟我说当年他在泉州留了5年的级，同学有250个。老来都这么顽皮，年轻时候更可想而知，要不然也不会和弘一法师有那么随性有趣的对话。”

　　黄永玉自己也在展览中说，他从艺态度跟文学态度一样，依靠的是永不枯竭的故乡思维。

　　为齐白石刻肖像

　　来到北京，进入中央美院教书，是黄永玉木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个决定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雕塑家郑可，一个是表叔沈从文。

　　“沈从文给他写信鼓励他回来，说这是新中国新政府，是新的希望。黄永玉带着家人先来北京考察了一次，见了沈从文。毕竟要举家搬迁，而且北京他从来没有来过，考察完他就决定定居北京。我们在三楼展出了一张当时他见沈从文的合影。”

　　中央美院成立后，当时的院长徐悲鸿要求所有的老师都必须学习素描，黄永玉来了美院也不例外，同时他又接触了国外的木刻家，受到苏联木刻的影响，作品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多是偏民间和装饰的风格，有漫画的变形；到50年代出现了一批手法细腻题材重大的作品。毕竟是中央美院的老师，身份不太一样了。”

　　学校还派黄永玉去荣宝斋学习中国传统的水印套色技法，最终创作了两件重要的作品，一件是齐白石肖像，一件是阿诗玛系列。

　　“当时黄永玉去拜访了齐白石，拍了一张照片，又画了一张速写，回去后刻成木刻。他在荣宝斋做成三张水印套色，拿给齐白石看，齐白石很高兴，自己收了一张，给黄永玉题了一张，有亲笔题字的这张他一直保存到现在。”

　　林佳斌笑着说，刚开始黄老还不太愿意拿出来，强调是孤品。但因为齐白石是北京画院的第一任院长，在这里展出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有意义，于是好说歹说，黄老终于点头答应了。

　　原本黄永玉想赴现场亲手将这幅作品挂上，不巧身体出了一点小问题没能如愿，因此这件作品是整个展品中最后运到场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