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记者任沁沁、朱基钗）在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中，有一支力量不可忽视——“她”力量。

　　她，可能是扎根一线的“第一书记”，是带领贫困群众发展产业的科技工作者，是作为带贫主力的企业家，是无数在脱贫战役中实现人生突围的贫困女性。

　　日前，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妇工委与国际合作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新时代女性发展论坛在京举办。联合国妇女署、全国妇联、国务院扶贫办、国家高端智库专家学者、贫困县县委书记及妇女代表围坐在一起，共同探讨、分享中国脱贫经验。

　　妇女脱贫既是衡量一个国家减贫成效及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关系妇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关系每个家庭的和谐幸福，关系贫困地区的整体社会发展进程。

　　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202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在中国7亿多脱贫人口中，妇女约占一半。当脱贫攻坚这项国家战略与贫困女性相遇时，她们会迸发出极大的潜力。

　　“贫困地区的妇女积极响应国家扶贫攻坚号召，不仅实现自身脱贫发展，还带动他人致富奔小康，在中国减贫事业中贡献了‘半边天’的强大力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甄占民说。

　　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是云南省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全县37万人口中，妇女儿童24.97万人，占比67.48%。该县妇联主席李晓颖说，妇女是农村群众脱贫的一个关键，只有扭住了这个牛鼻子，才能顺利脱贫摘帽。

　　要富口袋，先富脑袋。该县妇联开办了“美丽村寨 女子学堂”，为当地妇女培训哈尼刺绣、传统织锦，代销织锦作品。有的学员听了电商课后，开起“农家乐”，通过抖音等方式宣传生态菜，生意红火；有的学员通过直播带货销售本地水果、农特产品；有的学员将哈尼土布设计加工为具有民族元素的时尚服饰。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已于2020年5月实现了脱贫摘帽。“女子学堂虽然只是小课堂，但哈尼妇女们由此改变了观念，学会了技术，明白了政策，铆足了干劲，通过自己的双手，闯出一条脱贫之路。”李晓颖说。

　　甄占民认为，中国一直是全球妇女发展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致力于贫困妇女脱贫发展，更加重视妇女的参与和受益，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妇女脱贫的政策和举措，为贫困妇女脱贫致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长顺县8.3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妇女占近一半，且文化素质不高、劳动技能单一、就业能力较弱，容易致贫返贫。

　　长顺县委书记高晓昀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和关注妇女脱贫，从强化顶层设计入手，紧紧抓住“妇女扶贫”和“妇女脱贫”两个关键，搭建平台让妇女成为脱贫攻坚的最大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譬如，针对留守妇女量身定制了“三小工程”（小种植、小养殖、小加工），让她们参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致富。

　　“脱贫明星”张亚，一个偏远山区的布依族贫困妇女，曾经连汉语都不会说，从没见过县城是什么样的。易地扶贫搬迁让她第一次走出了大山，通过教育培训开办了移民之花家政服务社，不仅自己脱了贫，还带着20名贫困妇女一起致富奔小康，成为干事创业的新时代女性。

　　今年，长顺县在贵州省脱贫摘帽评估考核中取得第一的好成绩，精彩摘帽。“广大农村妇女同胞拼搏奋斗、自立自强，用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开启了新生活，妇女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妇女同胞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高晓昀说。

　　“贫困地区妇女的脱贫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有助于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关键所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曹立教授说。

　　37岁的藏族姑娘扎西卓玛，两年前还没听说过淘宝，不会普通话，如今她已是青海海南州的第一个藏族女主播。一开始，村里人都不理解她为什么每天对着手机又唱又跳，以为她在手机里找了个“漂亮的男人”。

　　支持扎西卓玛坚持下去的，是能够和屏幕对面买她产品的城市女性一样，可以“不用跟丈夫商量，想买啥就买啥”。

　　扎西卓玛现在为附近8个村子、500多户村民卖虫草、黄蘑菇、青稞，请她帮忙的，大多是藏族中老年女性。“我希望改变藏族姐妹们的命运，靠我们的双手，更加独立。”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王静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实践说明，我国在保障妇女权益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突出表现在妇女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等方面的巨大进步。

　　“正是因为贫困妇女敢于展开人生的突围，她们还给我们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农村。”长期从事扶贫领域报道的媒体人郭少雅说。

　　女人具有大地的力量。只要给她们阳光，就一定能够长出庄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