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3点的北京寒气逼人，来自江西吉安樟山镇的李忠厚却早早起了床，匆匆洗漱后，他一头钻进驾驶室，伴随着呼吸的“白气”，搓了搓手发动了汽车。“早起才能进到好货，晚了就没了。”每天这个时候，李忠厚都要从岳各庄批发市场购进一批新鲜的蔬菜，然后将它们配送到北京市的各个合作饭店。

　　“偌大的北京城，我们有自己的一片天，舌尖上的‘绿色’，我们来搬运。”李忠厚说。

　　为了圆梦选择北漂

　　“从种菜到卖菜，这条路走得不容易。”李忠厚感慨地说。

　　1997年李忠厚带着妻子从江西吉安来到北京，30多个小时的路途颠簸后开始了他们的北漂生活。“放下锄头，离开土地，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回忆着当初的选择，李忠厚用“义无反顾”总结自己的心情。

　　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蔬菜行业务工的老乡“衣锦还乡”的情景打动了许多吉安农民的心，他们纷纷踏上了北上的列车。“那时，北京在我们心中就像‘金城’一样，承载着致富的希望。”李忠厚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他的老家吉安樟山镇有近10%的居民来到了北京。

　　初来乍到的日子里，李忠厚和妻子用馒头配着咸菜吃能熬过一天。那两年的冬季，李忠厚夫妻俩只能靠着煤炉取暖，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尽量减少煤炉的使用次数，还时常因为多烧了两块煤而吵架。“万事开头难，北漂的我们吃苦是常态。”说完这话，李忠厚用粗糙的手背抹了抹鼻子，笑着望了望站在身边的老乡。

　　掘金路上饱经风霜

　　1.8米的高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笑起来眼睛眯着条缝的周忠平如今有了自己的公司，“不好意思，名片好久都没印了。”面对记者的来访，周忠平摸遍了身上的口袋，也没能找出一张名片。“在京打拼20载，说起我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他抓了抓头，腼腆地笑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周忠平”就是他在蔬菜行业的名片。

　　回想起自己初来北京的两年，周忠平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无数的画面，廉价的出租屋、破旧的自行车、毫无规律的寝食、低三下四的请求……“租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床，无依无靠，每天对着天花板，睡不着觉。”

　　骑着二手自行车，周忠平没日没夜地辗转于各个餐馆寻找合作的机会，夜里11点后才能休息的他，不到凌晨4点又要起身出门。“谈判的过程是艰难的。”面对餐馆的压价，周忠平想要据理力争，又不得不委曲求全。

　　周忠平还记得一次晚归被劫的经历，这让他心有余悸，那一次他被抢走2000多元，还因伤住院，然而住院后听闻昂贵医药费的他不得不半夜偷偷溜出医院。

　　随着生意规模的扩大，缺乏法律知识的周忠平面临的资金纠纷越来越多，从2010年到2015年，他相继被拖欠了上千万元的货款，“虽然赢了官司，由于执行不力，我也不得不选择放弃对欠款的追讨”。

　　“在这座城市的20年光阴，让我从小周变成了老周。”在周忠平眼里，北京是他的第二故乡，可他和许多老乡也面临着生活的各种不便，由于多次办理居住证无果，孩子无法就近上学，无法享受全面的医疗服务……“我们亲近这座城市，又像隔了一层玻璃。”周忠平无奈地摆了摆手。

　　抱团取暖共谋发展

　　记者了解到，如今在北京蔬菜行业务工的吉安农民工有近两万人，其中樟山镇就有2000多人。同根的他们在异乡共担忧愁，共享欢乐，互相帮扶，抱团取暖。

　　李忠厚告诉记者，对刚来北京务工的老乡，他们都会互相牵线搭桥、介绍生意，“谁没有过困难的时候？多帮助一个人，对自己来说就是多一条出路。”

　　周忠平也说，他能把生意做成，离不开“乡亲们”的帮助，“我的第一笔生意就是经朋友介绍做成的。现在我有余力了，也会尽力帮助别人。”

　　30岁出头的蒋定勇被同伴称作“文化人”，2007年只身来到北京的他受到了同伴的热情帮助，“大家教我业务方面的知识，为扩充我的人际关系牵线搭桥，为了维护我的自尊心，在我没有收入的时候变换着借口接济我。”回忆当初，他仍心存感激。

　　如今每逢周末，周忠平都会组织大家聚餐，“互叙家常，介绍生意。为小家而奋斗的我们，在北京感受到了大家的温暖。”

　　2016年11月30日，吉安市樟山镇驻京农民工工会挂牌成立，从此，樟山籍在京农民工有了自己的“娘家”。

　　“抱团取暖能让我们农民工的权益得到保障。”樟山镇驻京农民工工会主席晏志坚说。“我们准备聘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为在京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普及法律知识，为他们法律护航。”

　　“有了集体，感觉家就在身边。”李忠厚说。

　　寒意在北京的深夜肆虐，农民工们的奔波还在继续，偌大的穹顶罩住了太多的故事，静静地看着每一个人书写着自己的轨迹。（记者 卢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