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大了解放什么呀？”

　　1944年，王平任冀晋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冀晋区党委书记，年底率部进军雁北、挺进绥东，积极对敌开展攻势作战，在平绥路以北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从而打开了延安到东北的通道，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年，王平的长子出生。因为抗战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妻子范景新给孩子取名为“晓光”。

　　小时候的晓光就很有主意，“名字是妈妈起的，但是姓是我自己改的。”因为父亲工作忙碌多不在身边，跟母亲更亲近的他郑重向父母“要求”：自己要姓范。

　　跟母亲亲近，但受到父亲的影响却一点不少，范晓光从小就希望，长大了能参军打仗。

　　1949年初，王平和家人住在张家口，那时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打胜仗、解放城市的消息，每次得到胜利的消息，大家都在欢天喜地庆贺，唯独范晓光急得大哭，“今天解放这个，明天解放那个，全国都解放了，我长大了解放什么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范晓光说，自记事起，他就在渴望长大，希望自己能当一名解放军战士，为解放全中国出力。“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对党和军队充满了感情，为人民服务、为祖国争光的信念从小就植根于心田。”

　　军队梦随着年纪的增长，也愈发强烈明确。为表达对军队的感情，中学时范晓光还一度把名字改为王可军，意思为“可以参军”。

　　1964年，梦近了一点。范晓光考入南京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现为南京理工大学）。

　　入学后，学校安排新生下连当兵锻炼。当时，正值全军开展大比武活动，范晓光训练刻苦，成了“神炮手”，受到连队表扬。连队党支部还把他列为入党培养对象，要他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但我不会写，就给父亲写信，问他入党申请书怎么写。”父亲的回信让有些成绩的范晓光冷静下来：“你追求进步，我感到很高兴，但是你连入党申请书都不会写，说明你还不具备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你要好好学习党章和党的历史，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到时你就会写入党申请书了，等你会写入党申请书了，说明你离党员的标准也就不远了。”

　　读了父亲的回信，范晓光认识到自身的差距，也渐渐开始去理解“共产党员”的含义。回到学校后，他按照父亲要求，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周末带领班上同学到街头学雷锋做好事，处处起带头模范作用，被学校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后来又被发展为预备党员……

　　在范晓光入党后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父亲被“打倒”，范晓光也受牵连，虽然入了党，但迟迟不能转正。同一年，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南京炮兵工程学院和其他两所军事院校改为地方院校，学校全体教员和学员集体脱军装转业，范晓光第一次当兵的经历就这样“匆忙”结束了。

　　“一心一意想当兵，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不过比起父亲所遭受的折磨，我自己人生的一点挫折变化，不算什么。”1968年大学毕业后，范晓光被分配到东北39军116师农场劳动。

　　“农场的劳动强度非常大，但大家干劲都很大，大冬天赤着脚冒着严寒到芦苇塘改造而成的水田里平田。由于有一些芦苇根没有清除干净，一脚踩下去，稍不注意脚板就要被扎破。每天晚上回到宿舍，都要仔细剔除伤口里的淤泥，然后用酒精棉球消毒。”辛辣的酒精棉球塞进伤口时，人痛得直哆嗦。但即使这样，第二天继续下田干活。在插秧过程中，范晓光因劳累过度，得了肺炎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昏倒在田里，被送到医院检查后才知道。出院后，农场把范晓光树为先进典型。

　　但同时，由于父亲受审查，连队组织召开批判会，要范晓光和父亲划清界限。“但是我拒绝这样做，因为我坚信他绝对不会反党，更不是反革命。”于是，范晓光又由先进典型变成了反面典型，受到批判。

　　“父亲被打倒，家被抄，家里人也被赶出了原来的住房。全家人有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有的被下放到煤矿和农场劳动锻炼，有的到农村插队。一家人被分散到几个地方。”

　　即便这样，范晓光依然与父亲保有一样的信念。“无论专案组如何威逼，父亲始终坚持不写假材料、不讲假话。期间我去看望父亲，他说，我对党是忠诚的，我没有反党，没有罪！”

　　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王平被解除关押。1973年，范晓光也调回母校当教员。

　　但因为始终对军队充满感情，一直想再次穿上军装。“1978年，终于第二次当兵入伍，到军委炮兵科研处工作。”在炮兵工作期间，范晓光潜心科研，参加指导122毫米40管火箭炮、130毫米30管火箭炮等装备的科研课题，这两种新定型的装备后来都参加了国庆35周年和50周年阅兵……

　　这一次，范晓光的军人之路走得通畅亦坚定。

　　“最后撤离的肯定是领导干部”

　　2003年，中央军委任命范晓光为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能够来到当年父亲长征战斗过的地方工作，我感到很有意义。”

　　“利用下部队的工作机会，怀揣着父亲的回忆录，我沿着父亲的足迹，重走长征路。几经探寻，我终于在班佑河边找到了当年红军烈士的殉难地，如今那儿已变成了一片红树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1998年王平去世后，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曾回忆，上世纪60年代他曾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听过时任学院政委的王平做报告，说到长征过草地牺牲的班佑烈士时，老人不禁声音哽咽，泣不成声，全场无不为之动容，许多人第一次见到一位首长在公开场合伤心落泪……走到红树林，范晓光更深切地理解了父亲的动情。

　　“我仿佛看见了父亲伟岸而疲惫的身影，看见了那个临死不屈的红军小通讯员、视死如归的七八百红军烈士……我的双眼模糊，我的心绪被深深感动着，召唤着，那一刻，我告诉自己，重走长征路，我追寻的不只是一种精神，还有一种责任，那是我们这代人传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的责任。”

　　“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物质丰富的今天，许多人却思想空虚、精神失落，我有责任告诉年轻人，在那片草地上发生过的红色悲壮故事，我当时就想，要在草地上为烈士们建碑立传，让红军的长征精神光照千秋。”范晓光提出建碑的倡议，得到成都军区党委和许多红军后代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如今，范晓光还记得2009年赴阿坝州考察建碑事宜，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党委书记侍俊对他说过的话，“烈士纪念碑应由阿坝人民修建，阿坝人民与红军情深谊长，长征中阿坝地区藏、羌、回、汉各族人民曾为前后在此过往的10万红军的粮食供给作出了巨大贡献。汶川大地震中，解放军在阿坝地区流血流汗抗震救灾，帮助阿坝人民重建家园，阿坝人民最懂感恩！”阿坝州委州政府拨出专款，并将红军烈士纪念碑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之旅的重要景点。

　　侍俊说到的汶川地震，正是和平年代的军人范晓光，到成都几年后，面对的一次关于责任的考验———

　　现在问起范晓光8年前的事，他摆摆手，说“都不记得了。”

　　不会不记得。地震发生后，成都军区能够第一时间参与救援工作的，只有五六千人。正规军兵力不足，当晚，范晓光批准下达命令：四川辖区内5万民兵，包括预备役，集中起来到灾区去！

　　而他本人，也第一时间赶往救灾抢险的现场。

　　生死劫难刚过，比地震更大的洪水威胁又接踵而来。山崩地裂形成了几十座危险的堰塞湖，而最大最危险的是容积超过3亿立方米的唐家山堰塞湖，它就像绵阳上方的“悬湖”，一旦溃决，将直接威胁到下游100多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6月6日，范晓光再次陪同温家宝总理乘直升机到唐家山视察险情，“决不能让一个百姓伤亡！”总理返回绵阳之时，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葛振峰上将，点将范晓光等三位“老兵”，在最后关头，集结坝顶，联手出击，指挥排危抢险，决战唐家山！

　　接下来几天，媒体大量报道唐家山的排危抢险：唐家山堰塞湖达到泄流水位！四将军“坐镇”唐家山！彻夜不眠“悬湖”未泄！艰难的选择！……新华社援引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副指挥长范晓光的话：大坝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没有溃堤的危险……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最后撤离的肯定是部队，部队中最后撤离的肯定是领导干部。范晓光的承诺，给了无数人信心和感动。

　　“地震发生后，我无法与范晓光联系而焦急万分，儿子无声的哭泣更让我心忧如焚……晚上，当我从中央电视台节目中看到他与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的温总理一起，在都江堰救灾指挥部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年近90高龄的婆婆范景新深明大义，为了保证儿子范晓光全身心投入救灾抢险工作，约定全家人不要主动给他打电话，以免分心他在前线的工作。”后来，范晓光的妻子吴晓鸣专门写文章，为丈夫范晓光喝彩。

　　这个军人世家里透露的真情实意让人动容。一方面，是对远方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的亲人最质朴、最真实的牵挂；另一方面，是这一家三代20多人，愿意，并已经成为范晓光最坚强、最可靠的后盾。

　　吴晓鸣还生动再现了当时范晓光的另一面。“晓光说：‘……嘿嘿，没事……啊，小心你要当寡妇，哈哈！……’电话在玩笑声中结束。乐观和幽默什么时候都不少，我了解他……”这份幽默，也与父亲王平彼时在长征中表现出的乐观豁达，多有几分相像。

　　“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动力”

　　2009年初，范晓光从成都军区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数年的成都军区经历，让他对精神力量有了更多的感触。

　　“成都军区是中国革命和红色文化的福地，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创造了具有特色的‘两不怕精神’、‘老西藏精神’、‘老山精神’、‘川藏线精神’和‘抗震救灾精神’。无论未来岁月如何更替，形势如何变化，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动力！亲爱的爸爸，您可以安心了，您不用再悲伤了……”范晓光在2011年写给父亲的纪念文章中，也表达了这些感受和信念。

　　而提到父亲那一辈老革命家的精神内核，范晓光强调了理想信念：“大力弘扬老一辈革命家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精神，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对党忠诚；无论身处顺境、逆境，无论面对多大危险和困难，都始终信念如钢、坚贞不渝……”

　　后来成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范晓光的建议先是关于自己的专业——“军队职业化”，后来是稀土等战略资源的保护，“建议多是来自经历”。当他的小孙子出生后，他还关注到了妇女儿童拐卖的话题，为此撰写提案建议，加强从买方市场控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委员的身份，也是一种责任。”

　　责任里还有父亲的期望。1998年2月，王平将军逝世前，仍在关心家乡的教育，他留下的遗愿，是捐资为东源中学建一座学生公寓。在王平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范晓光携全家回到家乡，在他的鼓励下，儿子捐出30万元，为家乡东源中学建起了一栋学生公寓，完成王平将军愿望。后来，他和妻子、儿子也多次前往阳新县，关注学校建设，捐赠图书和助学款。

　　责任里还有父亲那一辈老革命家精神的发扬和传承。他欣慰地看到纪念碑瞻仰的人络绎不绝，他也希望会有更多人被这个悲壮的故事感动，希望他们能与烈士进行心灵对话、经受感恩和感动的体验，净化心灵，校正自己的人生方向……（记者 王卓 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