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离石阡县坪地场乡乡政府并不远,却是全乡最闭塞的地方。即便在石阡,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山上的这座村落,222户人家。

　　喝水也要看天。村民靠山上盛雨水的水窖过活。每个村民组只有一个公用水窖,水里还总渗着股虫子和树叶的味道。

　　村民用电也是难题。尤其春节前后,外出务工者回家,用电的人一多,除夕初一连电饭锅也用不了,家家户户只得临时上山砍柴。

　　余启良被确诊癌症时,“三通”工程正在节骨眼上,脱贫攻坚发展集体经济正值关键时刻……

　　余启良的逻辑很简单:自己当选“村官”,就是“抢到”了为村民服务的机会,因此,“答应村民的事,不能半路撂挑子。”

　　父亲筑渠我修路,父子接力斗贫魔

　　“我们这地方太穷了。你长大后,有了能力,要像你父亲一样为乡亲们办事。”母亲的话,他一直记在心上。身患癌症仍然接受村里党员的选择当支书,余启良认定这是父子接力

　　“我们这地方太穷了。你长大后,有了能力,要像你父亲一样为乡亲们办事。”小时候,母亲常对余启良这样说。

　　高中毕业后,余启良离开了雷首山村,成了供销社的职工。但母亲的话,他一直记在心上。

　　余启良的父亲余道洲在上世纪60年代曾任坪地场乡党委书记,在当地“官声”颇佳。如今,还不时有认识他父亲的老人拍着他的肩说:“要好好做,像你父亲当年一样。”

　　父亲多么了不起!但他去世时,余启良只有4岁。

　　在女儿余娜的记忆里,父亲跟自己提到爷爷的次数不多。但每次说起,父亲都要流泪。

　　身患癌症仍然接受村里党员的选择当支书,余启良认定这是父子接力斗贫魔。

　　从2016年11月,余启良担任村支书至今,雷首山村建起了3个提灌站用于引水,全村70%的居民告别了从水窖担水的生活。村里的公路也终于完成了硬化。

　　这几年,余启良带领村民做了很多事,但他认为自己和父亲还是比不了。

　　尽管对父亲生平的了解,更多来自母亲和乡邻的讲述。但说起父亲,余启良总是很自豪:“他带领村民修了两条水渠。一条将后山的山泉水引到街上,解决了乡里的吃水问题；还有一条经过白家、上坝和黄泥塘几个村民组,直到2005年左右,这几个村民组喝水还靠它。”

　　“你觉得自己赶上他了吗?”记者问。

　　“比不了。我在村里做事,我父亲是为一个乡里的老百姓做事。”余启良说,“但我只有尽到了责任,父亲会含笑九泉之下的。”

　　没有余支书,就没有这条正在硬化的路

　　即便在重庆检查治疗的时候,他的电话也没有断过,大多都是关于修路的事。一说到修路,余启良就忘了自己的身体

　　在雷首山,水电路“三通”是关乎脱贫的大事,尤其是修路。

　　2010年,离开雷首山村20多年的余启良,从供销社“提前退休”,回村发展山羊养殖。

　　有村民找到当时还没当村干部的他说:“过去你在供销社工作,认识的人多,能不能帮我们找上面要一点钱,把路修一下。”

　　村民的期盼,余启良记在心间。当选村主任后,他全身心扑在修路上。即便在重庆检查治疗的时候,他的电话也没有断过,大多都是关于修路的事。

　　“别让他们给你打电话了。”爱人李光群抱怨说。

　　“不问我,他们找谁?”余启良回应。一旦说到修路,余启良就忘了自己的身体。

　　在雷首山村修路,真离不了余启良——

　　位于山顶的甘家山村民组要修800多米通组路,每人需要出500元投劳费。因为地理条件,这个费用比别的村民组都要高出一大截。但组里留守老人多,经济困难。余启良就以自己的山羊养殖合作社的名义赞助了10000元。

　　下寨组的通组路要经过双寨组村民余启龙家的责任地。余启龙家又和下寨组其中一家村邻的父辈闹过矛盾。在凯里打工的余启龙指示在家的爱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路从自家过。为说服余启龙,余启良一次一次地做工作。最后,余启龙的爱人感动地哭着打电话劝丈夫回来签字。

　　如果仅仅是当老黄牛,对余启良这样早把自己后半生许给家乡的人来说,真算不得什么。在村里工作,真正的麻烦是必须板起面孔,不怕得罪人。

　　村里的通组路只能过5吨重的车。一户村民为修自家宅基地开来10吨重的挖掘机压裂了路。村邻不敢说,别的村干部明哲保身,只有余启良上门讨说法,要赔偿。对方骂得很难听,但余启良不为所动。

　　还有村民修房子把4.5米宽的通组路占去三分之一。村里人怕得罪人,视而不见。余启良直接用锤子把对方立的桩敲掉。对方气急败坏地让余启良别得意,“当官当不了一辈子”。余启良说:“我就是只当一天,也不行。”

　　年轻的驻村干部徐宾2016年来到雷首山村工作。短短半年多,他得出结论:“老余真不怕得罪人!”

　　“我公私分明,不怕得罪人。”余启良说。

　　从坪地场乡到雷首山村是一条陡峭的盘山路,余启良每天都会骑摩托从这上山。承建此路硬化工程的施工队,一开始干得很潦草。用余启良的话说,蹲下身掰一下路沿就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