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坤森

王坤森和他的“废品小天地”。

王坤森在整理捡来的废品。

　　每到晚上11点，86岁的王坤森都会戴上手套、带上钩子、推着三轮车出门拾荒，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

　　有时他一晚可以捡满两车废品，有时捡了一晚上却还卖不到10元。但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下，王坤森以每年5000元的“承诺”，资助了一名困难大学生长达四年。而去年，他又开始资助起了另外两名困难大学生。

　　儿时失去上学机会的他，明白重返校园时的喜悦，也深知一辈子背上“文盲”身份的苦楚。尽管每个月有6000多元退休金，但他说，“想要帮助别人，我就要拿自己的真心去帮助。”

　　在杭州市潮鸣街道刀茅巷社区的一个小院里，王坤森利用院子角落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小棚，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他拾荒捡来的“垃圾”——“坏空调”“坏电脑”“坏风扇”等等。

　　“更多的还是捡饮料瓶和纸箱子。”王坤森介绍说，以前只不过是看到顺手就捡起来，一两个月才捡一大包。而现在，为了能够让自己承诺每年5000元资助大学生的“任务”达成，每天他都要出门捡两大包。

　　五年七个多月，无论是八月十五，还是大年初一，每到深夜，身躯已有些佝偻的他都会骑着三轮车行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翻捡每个垃圾箱里的废品。

　　曾经是“小康家庭”

　　1932年出生的王坤森是余杭临平人。尽管今年已经86岁，但他仍然思路清晰、声音洪亮，只是偶尔会有些耳背。“这两年身体也不好了。”王坤森颇为感慨地说，这两年开始有些胸闷气短，而且经常会腰酸背痛。他说，由于捡废品时总是要弯着腰伸手到垃圾箱里去捡，久而久之腰部就直不起来了。

　　据王坤森回忆，在1907年，杭州的闸口火车站刚刚开通运营时，他的父亲就在铁路上工作了。由于父亲的收入稳定，加上母亲非常会操持家务，家里最初的生活条件还是挺不错的。随后，父亲被调到了临平火车站，一家人便来到了临平，并在当地买了田地和房子。

　　他说，他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加上父母一家六口人，“按照现在的说法应该算是‘小康家庭’了。”

　　但是，这种“小康”的生活，并没有给王坤森留下太多的记忆。1937年，在王坤森5岁时，卢沟桥事变发生，曾经的“小康”生活就此终结，王坤森也正式进入了“苦难记忆”之中。“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铁路工作人员都疏散了。” 一家人随着父亲回到了浙江省上虞的老家避难，直到两年后才重回临平，但是由于父亲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家中的生活仍比较艰难。

　　一毛钱花生是一天伙食

　　而当日军于1939年发动细菌战后，王坤森的母亲不幸被感染，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整个家都垮了下来，随后哥哥姐姐们相继出走。“因为战争的破坏，家里就剩下了我跟父亲两个。”

　　王坤森回忆当时的情景不禁有些伤感。由于他和父亲都没有钱买粮食吃，他们只能到街上花上一毛钱买那种炒坏了没人买的花生，就算是一天的伙食。

　　他告诉记者，那时候日本侵略军招铁路工人，每家每户都要派人去做工。碰上哪个店铺老板不愿意去的，他父亲就会主动替那人去。“因为去工地做工可以拿一两块钱，就够我们爷俩过许多天了。”

　　“后来实在没办法过下去了，我父亲就叫我到街上捡烟屁股。捡回来之后，我父亲就用买到的烟丝制成一支支香烟。价格比包装精致的香烟要便宜一些，我们那时候一包烟能够卖两毛多钱，就这样来维持生活。”

　　说罢这些，他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不停滑落到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中。

　　王坤森说，慢慢攒了一点钱之后，父亲才想着让他去上学，那时候他已经12岁了，而他的姐姐和哥哥都没有读过书。 “我自己到那么晚才能读书，所以我知道没有书读的苦啊。”

　　1949年，王坤森小学毕业，并考上了杭州七中。他清楚地记得，1949年的5月，杭州宣告解放后，他拿着红旗到城里的火车站欢迎解放军进城。在读初一时，他加入了共青团。

　　1950年元旦之后，王坤森正式入伍，在部队里得到了充分的学习和历练。

　　他说，在部队的这么多年，他什么苦都吃过了，所以，现在的这些苦根本算不上什么。

　　被“大眼睛女孩”感动

　　1978年，由于妻子不适应东北的寒冷天气，王坤森从部队转业，陪着妻子来到了浙江医科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医学院）工作。

　　“我在部队是作战参谋，是搞军事作战的，有着专业知识，也想发挥我的作用。”王坤森说，所以，他在浙江医科大学搞起了军训，从事国防教育。15年的教书生涯里，大多数浙医大的学生都听过他的国防教育课；因生活困难交不起饭钱、学杂费而得到他的帮助的大学生更是有好几百人。

　　到1993年退休以后，王坤森依然通过各种方式去资助困难学生。

　　回忆起资助困难学生的原因，王坤森说，他当年有一次在看报纸的时候，看到了一双“大眼睛”。当时，一张主题为“我要上学”的照片曾引发外界对于农村失学儿童的关注。这张照片后来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选为希望工程宣传标识，时年8岁的安徽金寨女孩苏明娟，由此成为全国人民熟知的“大眼睛女孩”。

　　“这个事情对我启发很大，感触很深。”王坤森告诉记者，他想到自己小时候没有书读，而自己的哥哥姐姐又都是文盲，所以，对于这些孩子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事情，帮助他们上学。

　　“拾荒资助她上大学”

　　王坤森真正实现资助学生的愿望是在2012年。他委托当地的媒体，帮他找寻需要帮助的困难学生。

　　等待了一个多月之后，王坤森终于在8月份等来了消息。“她是常山的一个贫困学生，家里父亲残疾，母亲没文化，每天只能靠蹬三轮车挣十多块钱，上不起大学。”王坤森回忆说，当时他就承诺，每年资助这个小女孩不少于5000元，她读几年，他就支持她几年。

　　但当时就面临一个问题，这5000元该怎么出？他说，当时他就想到了自己经常随手捡起来的废品能够卖钱。“从那之后，我就花80元买了一辆破三轮车，每天深夜到街上去捡废品，用卖废品的钱资助大学生。”

　　他解释说，在这之前，他也曾捡过废品，但都是因为看着饮料瓶就这么丢掉 “蛮可惜的”，所以在路上偶尔看到就捡一下。但在这个“承诺”之后，他就把捡废品当作了一项“工作”，以前是两个月可以捡一大袋，改成了如今一天捡两大袋。

　　对于捡废品这件事，一开始家人都是反对的。王坤森说，特别是他儿子会说，“不要去捡垃圾去了，给家人丢脸。”

　　“我自己心里明白，我有什么丢脸的，我又不偷又不抢，做的又是好事，资助人家上学，所以，我不听他们的。”王坤森说。

　　后来，那个女孩大学读了四年，王坤森果真也资助了四年。“去年春天的时候，她还给我寄过来了她的毕业照，穿的学士服的照片。我和老伴儿看了之后都很开心。我没有穿过这个衣服，她替我把梦想实现了。”王坤森笑着说。

　　生命不息，助学不止

　　每到晚上十点左右，王坤森依然会蹬着他那辆破旧的小三轮车，穿梭在杭州的街头小巷，翻找垃圾桶里的废品。

　　“白天拾废品的人是为了谋生的，他们比我更需要，我不能和他们抢。我反正退休了，白天有足够时间可以休息，所以晚上别人睡觉了我再出来捡。” 王坤森解释道。

　　作为一名大学的退休教师，王坤森每个月的退休金有6000多元。他说，很多人可能也会想到，只要把退休金的二十分之一拿出来，每个月拿出三四百元，每天晚上就不用出去捡废品了。何必又苦又脏地去捡垃圾呢？

　　“不是的，我要帮助人家，我要拿自己的心去帮助她，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他解释说，他拿的退休金是国家给他养老的，他觉得既然帮助别人，就要真心实意、实实在在地帮助人家。

　　如今，王坤森已经86岁高龄，他说，包括家人和朋友都劝他不要再去捡废品资助大学生了，这样做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生命不息，助学不止。”王坤森如是说。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去年8月，通过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介绍，王坤森又开始了资助一名困难学生。受助的学生毕业于常山一中，今年以566分的成绩被嘉兴学院录取。“这个学生和我之前资助的学生很像，都是常山的。”王坤森笑着向记者介绍说，像对之前的那个孩子一样，他希望这名学生也能够认真学习，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同时，他也说，只要孩子爱学，即使读到研究生，他也资助到底。

　　而在去年1月，曾经受助于王坤森的第一位学生徐玲玲，在就业之后也给老人寄来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她已经找到了工作，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爷爷，我一直记着您的话，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坚持每天早早地到达办公室，关心学生的身体情况，帮助学生巩固知识，我希望自己所做的努力可以帮助孩子们学到更多知识。”信中说道。

　　王坤森说，此前第二位受助的学生曾来到家中感谢他。而他则现场给了学生500元，希望她能够好好学习。“对于资助的学生，我总是告诉他们，在学校表现好，我还会有奖励的。”

　　王坤森资助困难大学生的消息也引来了更多人的关注。经常会有市民前来看望老人，并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爱心献给学生。“无论他们捐多少，我都会收下记好，这些都是给孩子的，我都会一分不少转交给孩子。”

　　每年三四月份的春天，王坤森会种上几十盆鲜花，每当鲜花开得绚烂的时候，总会有路人驻足拍照。王坤森说，这些鲜花都是自己种的，然后义卖给路人，每一分钱都会作为资助孩子上学的费用。

　　他笑着说，等到了五月份鲜花开满，“那时候，我的爱心花市就开始卖花了。”（文/图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