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川薰要回国了。“美国研究”班的同学们在群里说，走之前怎么也得见一面啊。于是大队人马赶到了学校咖啡馆，点上饮料，坐定，一开口，完全忘了田川，都在听意大利女生亚历山德拉抱怨婆婆怎么催她生娃。

　　来到美国，抱着“多认识点儿朋友”的目的，我加入了这个给理工科学生配偶办的“美国研究”班，这才第一次发现，原来不管到哪儿，女生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课堂上的人来自意大利、土耳其、日本、韩国等不同国家，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厚得仿佛隔着次元壁。每个人的背景、职业、爱好迥异，聚一块儿能聊啥呢？渐渐发现，能打破次元壁的话题是两个：做饭、孩子。

　　每个女人都喜欢做饭吗？不是的。每个为人妻的都渴望当一个母亲吗？未必。

　　但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方面有话可聊。因为如果作为一个女性而不喜欢做饭、没想着要小孩，你就势必会面对旁人或疑惑或好奇的眼神，你就会有许多故事，比如怎么一次次应对他人的责怪，怎么跟别人解释，怎么处理家务活等。

　　没多少人关心你在专业上有多少成就。可要是把饭做好了，扑面而来的赞扬能把你托得飘飘然。

　　在一团和气中，我总忍不住琢磨：人生原来还那么不公平。或许，站在有利位置的时候，总是会容易无视这种不公平。非要等自己换了个角度，才发现，偏见并没有消失。它也许被隐藏，被包装，但它的伤害，依旧结结实实影响着整个群体的生活。

　　当然，如果要真正审视自己的生活，很容易发现，被忽视的地方可能并不止一处。刚来美国的时候，参观民权博物馆，看到一面写着各类“弱势群体”的墙上，除了“有色人种”，还有“亚裔”“女人”等词语，还疑惑那是什么意思。但是多几次类似的经历，这些词语，便由平面变得立体了。

　　譬如在找房的时候，被某位传统南方打扮的房东反反复复地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的这个发音不是一个名字啊……”接受完这一圈儿盘问，此前一直坚持用中文名的我，终于决定给自己胡乱整个英文名供人称呼。毕竟在这儿上咖啡馆、上服装店都有报名字环节，以前店员对着我的奇怪拼写手足无措也就只是觉得尴尬而已，但在这件事之后，我意识到，碰上无知又不讲理的人，没准还觉得你的名字是在成心为难他。

　　欧美一直流行所谓的“政治正确”原则，大意是希望不要去心安理得地伤害或无视弱势群体：你以为的天经地义，不是他人必须得做的事情；你以为的笑话，可能是别人的伤疤。可大多数时候，表面上维持的和气，并不会自然而然去改善根深蒂固的结构上的不平等。

　　我也是一头扑进女生堆里才发现，对女性的不平等竟然那么普遍，那么柔弱又那么理所当然。所有的不公平都只是为了与人方便、让生活更美好，几乎温馨得让人怀疑有没有质疑的必要。

　　意大利的亚历山德拉说，每次打电话回家，母亲都会神神秘秘地问，“有没有好消息要告诉我，”等她垂头丧气地说完“没有”，对方就生气：你现在又不工作，要是连孩子都不生，那多浪费时间呀？

　　“我很喜欢小孩。”亚历山德拉说，“但是，生孩子可比找工作复杂多了，也忙碌多了，我现在就是下不了那个决心。”

　　“我就是不喜欢小孩。”对面的韩国姑娘笑着说。然后……也许有一瞬间，她在等着大家不可思议的眼神。但谁也没有特别惊讶。于是她接着说下去，说自己为什么要离开韩国，如何厌倦了论资排辈，想从压抑的秩序下出走。

　　现在社会总比以前好多了，你可以坚持去当一个不近人情的怪胎。但为什么经过慎重思考后选择自己的日子就变成了怪胎，我们可能都不是很明白。

　　学期的倒数第二节课，金老师说：“我们以前一直有传统，在最后一节课，每个同学带一道自己做的甜品来和大家分享。你们觉得这开心吗？我们这学期还要那么做吗？还是，这就是一个负担？”

　　沉默良久。一个声音弱弱地说：“也许，是个负担？”

　　去与田川薰告别的那一天，亚历山德拉很高兴。那天，是她来美国一年来，第一次碰到一个咖啡店店员能在咖啡杯上写下她正确的名字。说起这事儿的时候，我们五个人都下意识看了各自咖啡杯上的姓名拼写，光怪陆离。

　　我想起第一次在课堂上遇见田川薰的时候，只听得大家都管她叫“烤肉”，她在笔记本上一笔一画写下“田川薰”三个字，然后问我：“Maya，你的名字是什么？”

　　我们说着并不流畅的英文，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河流，芳草，日光，茂盛，了然于心地交换着属于各自原生文化的密码。在美国的这近两年，有多少时刻，能遇上这样与汉字有关的，充满着温情与敬意的瞬间呢？我想，就在那一刻，我们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