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是格桑花捐助的第一对虫草小姐妹拉毛草和卓玛草的母亲。

　　“刚认识洪波时，我还不会说汉语，只会流泪。”阿拉的丈夫早年病故，全凭她独自抚养女儿们，生活的苦难压得这个藏族女人直不起腰。阿拉说，是格桑花的帮助，放大了她的勇气和善良。

　　阿拉不介意吃苦，在窘迫的生活中，她教育女儿分清“什么是欲望，什么是需求”。一次，女儿卓玛草提出想要一辆自行车，“格桑花”的捐助人已经答应，却被阿拉拒绝了，她说：“自行车不是必需品，好心人资助你，是为了让你好好读书！”最终，她用这笔钱给女儿买了一台复读机。

　　因为格桑花，阿拉开始去帮助更多的人。她常说，“我们没有钱，但我们要有精神。”

　　现在，女儿拉毛草正在大学学习藏医，卓玛草考取了当地的公务员，而阿拉则专心经营着一家小客栈。

　　阿拉说，她的一生有三个家，第一个是她出生的地方，第二个是她嫁的地方，第三个就是格桑花。

　　如果没有遇见格桑花，芦玉云就辍学在家务农了。

　　芦玉云的家在湟中县共和镇王家山村。201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多巴中学宏志班，却因家境不好难以维系学业，是格桑花向他伸出了援手。

　　三年后，芦玉云被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录取，刚上大一，他就申请加入格桑花，从受助人成为一名志愿者。

　　格桑盛开。越来越多孩子的命运发生改变时，他们也选择了回馈社会。当年的受助者，源源不断地转身成为捐助人，像一场无尽的“接力”。目前格桑花179名在册志愿者中，有十分之一是曾经的受助学生。十年来，先后有数百名受助者投身格桑花志愿服务。

　　爱在延伸：书包之外再加一张车票

　　“江芳，6元，不定向捐助；李胜军，0．01元，西部助学……”，在格桑花西部助学网站的财务公开栏里，每一笔钱由谁汇入，如何支出，都有着清晰的记录，哪怕只有一分钱。这就是格桑花的“一分钱原则”。

　　目前“格桑花”平均每年募集善款约1500万元，其中80％来自捐助人的小额捐款。2014年，格桑花收到了成立以来最大的一笔捐款－－100万元，来自深圳的捐助人卢光进把捐款用于“护花行动”项目的启动资金。

　　“‘对捐助人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是格桑花不变的信条，我们必须善待每一份信任。”洪波说。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被评为2015年度中国民间公益组织透明度第一名。

　　这些年，洪波渐渐觉得，“西部助学”已不仅仅是帮助孩子上学这么简单。这种变化，源于国家对教育投入力度不断增加。2008年，随着“两免一补”的全覆盖，孩子们上学难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单方面的施与，就是孩子们需要的吗？”洪波看见，在一些学校仓库，捐赠的书包、文具堆积如山，学生根本用不完。而在一些偏远牧区，孩子们上厕所竟然用土块石头擦屁屁；有的女孩儿青春期来了例假，惊慌失措，不敢上学，甚至担心自己会死。这让她始料未及。

　　三年前，格桑花迈出了助学转型的第一步－－“护花行动”，不仅仅给孩子送去卫生用品和内衣裤，更注重推动西部地区健康教育和女童保护观念。

　　类似的活动逐年展开。“在观影中成长”要让西部的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看到大千世界；“图书角悦读”要为低年级藏族孩子找到真正合适的绘本。

　　书本上的长城、苏州园林长什么样？有人行道的马路是什么样？一张火车票自然会给孩子们答案。在北京长城、上海科技馆、杭州西湖等地，“行走的格桑花”项目通过拓展训练、城市探索等课程，带领2000多名孩子走出高原、增长眼界。

　　无论再难，只要能推动改变，就值得坚持。“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特质。”洪波说。2018年春节后，洪波一直在为4月中旬在合肥市肥西县举办的“官亭林海公益徒步活动”奔波。

　　洪波说，教育工作没法立竿见影，只要坚持做，总有令人欣喜的改变。

　　洪波还侍弄着上千盆花草，她享受培育的过程，一如她现在的心态：静待花开……（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 陈先发 杨丁淼 刘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