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麦克白说“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由此，1928年，福克纳从他钟情的“南方故事”里挑选出“康普生”一家，记录他们的《喧哗与骚动》。应该说，《在南方》并不是局限于写美国南部风情及生活于此的华人故事，而是张惠雯居住在休斯敦时的一种人生审视。小说既传承着福克纳的南方诗意，又反思20世纪70年代末赴美华人的“美国梦”，而作品新意体现于集中地展现“留学生”与“新移民”在“梦想成真”后的生活情境与心理诉求。

　　四十年来，当“新移民”的“物质梦”已然实现，是否精神的慰藉也纷至沓来？接下来的梦想又会是什么主题？张惠雯的“南方故事”，实质在论及这两大议题。每一场梦，都会诞生欢乐与痛苦，并伴随着“喧哗与骚动”。《在南方》的现实价值是关注海外华人现时之“梦”。他们之前在追寻“美国梦”时，判断可以暂时搁置的东西，如信仰、忠诚、情感等，现今已聚合成一场新“梦”，更是由其“难以实现”的特质而制造出不舍与不平。“如果你有幸和任何一个生活于幸福模式之家的人深谈，如果你能窥见哪怕一丁点他的内心世界，你几乎都会发现那种无法治愈的、现代的烦闷，那种挥之不去也无所寄托的欠缺与失落。”（张惠雯《关于幸福》）同时，张惠雯运用独特的写作策略表现这种“现代病”，即由场景激活人物再叙述故事。

　　《华屋》组合了多重矛盾。首先是房子的外表与肌理对峙。“墙漆、地板和楼梯的金属雕花扶手都非常讲究，看得出原来的主人相当富裕。如果不是姐妹俩为了省钱而把以前公寓里的旧家具悉数搬进来，它几乎会是一栋真正华丽而具有现代风格的住处。”其次是社区大环境和家庭小环境的莫名契合，它们竟都偏爱扶植心灵中孤寂的滋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家都极尽陌生人之间的礼貌，但也努力维护着自己不可侵犯的孤立权利。每栋美丽的房屋仿佛一座岛，人们在自己的岛上自给自足、自成一体。”第三是中国家庭观和西方个体性的复合渗透，姐妹两家出于各自私心放弃独立生活重组“华屋”，清晰其中利弊可仍坚定维持下去。在这三个叙述层面，作者延续着“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对海外“安乐乡”生活的描绘：“这里有的是水的声音、风的声音、空中交错的枝叶碰撞摩擦等自然的声音，却没有人的声音。”同时，她也洞悉华人难以实施“断舍离”的动机：“很难说哪一种生活更好，她只是常常怀念那种生活，但如果让她就此离开美国，她又不情愿，仿佛这里有她的骄傲，即使这骄傲孤寂而冷清。”然后，小说又呈现海外“新生代”作家的思考视阈，惠雯剥离并提取“物质梦”新鲜感消遁后华人的选择：静怡不停地买衣服，因为“感到生活里快乐、新奇的东西不复存在了，害怕往后的时光将永远如此，一成不变却也毫不停歇地往前流逝……”“他”在拉斯维加斯寻欢，因为“有时候生活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颠簸仅仅源于那么一点儿温暖的缺失，而他需要的就是这一点儿温暖。”我认为，张惠雯小说已不再驻足于描写海外华人因隔膜而孤独、因悬浮而痛苦、因选择而纠结，而是刻画一种源发自不同细节的烦闷：家务琐事抑或微妙情愫，他们诚然接受文化差异、接受生存境遇，但却无法享有精神的松弛与富足。

　　“在他乡”书写在美国华文小说中显现着不同形态。白先勇小说《安乐乡的一日》里，依萍总要“费劲地做出一副中国人的模样来”显示自己与美国人的不同。“白鸽坡”是她的安乐乡，又是她的精神牢狱。“新移民文学”表现的最终“融入”迎接着由理性评估制造的“压抑”。查建英《节目》中F女士说“如果我们把这两幅‘日落’并排在博物馆里挂十年，你知道，就是那种安置着落地长窗阳光充足的现代博物馆，结果会怎么样？这两幅‘日落’会变得一模一样”。她暗示了“同化”对个性的扼杀。“40后”、“50后”美华小说创作者对于“出路”的思考，其实是基于现实生活里“留学生”和“新移民”所实施的一种自我否定，不是“我想怎么样”，而是“我应该怎么样”。“70后”作家“来去”自由常态化，他们专心描摹世界的本来面目，并揭示生活的谜与悖论。《在南方》抛开了中西比较的传统写作思路，具体到人物塑造，华人由从中西价值观、文化观的对比中确立自己的诉求，转向只专注自我，考虑个人所需。从某种程度上说，国籍、种族、性别等原本被强调的元素已趋淡化。《岁暮》里她真正悲伤的是守不住“美丽、欢乐、活力和爱的权利”。《十年》相隔，膨胀的私欲在扼杀最珍贵的亲情。雅各布披着《暮色温柔》回乡，希望二十年后，他的同性感情不再面对父亲的“一把手枪”。《夜色》借珍妮丝与迈克尔的恋爱受阻，批判了华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晚宴的《欢乐》催化了“我”的落寞，“我”终于了解到母亲对于“我”的重大意义，“她”是“我”的他者，“我”通过“她”，才得以辨别出真实自己。我推测，小说集贯穿着一条主线，惠雯通过勾勒和解析相异的心理世界，持续地追寻幸福的含义：真正的幸福不是言语的、不是形式的、不是仪式的、不是物质的，“是自由、跃动、漂移不定而又挥洒自如的，它是既坚固又柔软的。”哈金的诗巧合地实施着阐释：“别再谈为自由而牺牲生命了，千万不要放弃那位欢悦的女人。跟她去吧，不管去哪里——深圳、长春、雅加达、曼谷。自由和爱情，都是为了活得更幸福。”（哈金《哈金新诗选》）

　　那么，小说探究“幸福”的价值是什么？从《在南方》里浮现出的是“希望”。虽然“休斯敦的冬天更像秋天，晴朗的日子美丽明净，雨天则灰暗阴郁。稀稀落落的雨声把白天和夜晚连成一片，令人昏沉，整个城市像被这雨声掏空了，沦为一个废墟般的荒凉地方。但雨缓缓消歇的那段时间却很美，阴暗会慢慢收敛去某个地方，比晴朗更纯净的光线会释放出来，让街道、植物都透出一种重生版的光泽。”而在南方乡村，“一些灰白的、边缘泛着紫色的云朵流散在天空中，雨后的小路微微发亮……房前房后种满了任性生长的美丽植物。”生活的场域如同镶嵌入凡·高《麦田里的丝柏树》，滚动的云、张扬的树，蓄势着蓬勃的生命力。“他”的幸福是母亲的陪伴（《欢乐》）、父亲的幸福是女儿的信任（《夜色》）、雅各布的幸福是家庭的接纳（《暮色温柔》）、而“她”的幸福是在寻找幸福的路上有一个旅伴（《旅途》）。因而，我推断，惠雯在每一个故事里设下的“彩蛋”是相信未来。